1975年底一个寂静的晚上，是我人生中一个意义非常的日子。因为从那天起，我开始迈步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子，开始进入村子之外的更广阔更丰富的世界。
那天晚上大概9点多钟，父母早已经睡下了。我坐在炕桌前，就着一盏煤油灯在看一本书，忽然听到外边有人敲门。我急忙下炕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两个中年人。一个人我认识，是本公社（下营公社）的于祥云书记（后曾任蓟县县长），另一个不认识。我不由得一愣：于书记这么大的官，怎么大晚上的上我家来啦？
进门以后，于书记脚还没站稳，就笑着说："小李儿（我们那里经常儿化韵某些字词），我们是有事找你来的。有这么一个事啊。这位是下营供销处的王子林主任，他们那里要给全国供销总社上报一份材料，找我求援。我在治河指挥部（1975年公社开展治河造田工程，我被抽调到工程指挥部宣传组当报道员，每天与总指挥于书记接触，可能是他对我能写稿子留下印象）时了解你，你有两把刷子（指能写点东西），就向他推荐了你。你赶紧跟父母说一声，现在就跟我们走一趟，去给供销处帮个忙吧！”
王主任接着说：“是呀！我们那份材料明天早上必须送到县里，现在还没个头绪，急死我啦！这不，于书记我们就找你来啦！”
我一下子见了两位大领导，不知说什么好，只嘟嚷了一句：“我这两下子，行吗？”
“我相信你，没问题！”于书记说，“小李儿，咱们现在就走吧！”
我赶紧进屋和父母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坐着他们带来的吉普车上路了。
下营供销处在下营镇上，与我的母校中学门对门。下营是个镇，所设党政机关当时称为工委。下营镇辖下营、小港、罗庄子、洪水庄等4个公社，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国营供销社，属镇供销处领导。镇供销处是县商业局的派出机关，设政工组、财务股、采购股、供应股、副业股等部门，负责对各供销社的行政管理和业务领导。在物资极度紧缺的那个年代，供销处是个实权单位。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大约半小时左右，我们到了供销处。此时已经九点多钟了，政工组的张组长一面让座，一面就开始介绍情况，又让其他同志抱来一大堆材料，急切地说：“我们这份材料是反映我们供销处如何发挥职能作用，为山区农业发展做贡献的，县里要作为典型材料上报全国总社，我们已经写了好几遍了，一直过不了关，只能辛苦你了。今夜必须完成，明天早上就得送去县商业局，否则我们就等于弃权了。你尽管放开手写，我们也不睡了，在旁边全力配合你。”
人家的工作那么紧迫，态度那么热情，我一个满身土气的农家孩子，很是诚惶诚恐。他们给我拿来几包饼干、面包什么的,催促我先吃点东西。时间逼人，我不敢怠慢,一边往肚子里填东西（晚上在家喝的稀粥，早饿了）,一边翻看材料,拼命地往脑袋里填东西。在大致掌握相关情况和基本素材之后,我迅速构思了材料框架,琢磨出各部分的标题，把素材做了分类，马上伏案展纸、开笔疾书。
我真是成了被赶上架的鸭子了。一者，此前根本就不知供销处咋回事,只知道供销社是卖东西的:二者，一大堆材料摆在那里,囫囵吞枣也得有个功夫呢!材料明早要出手，而且不能敷衍应付，确实考验人啊!
回头想来,什么叫机遇？机遇真的就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幸亏我此前上中小学时，读了不少书，有较好的作文底子和在村里、公社写材料的经历,当时脑子转得飞快,笔头也转得飞快。我头边写别人后边抄,经过大半夜奋战,完成了一份20多页的材料。第二天早上,王主任和张组长阅后很满意,马上就安排人上送县商业局了，后来这份材料还被总社转发了。
吃过早饭,我一身轻松，觉得干完事了，就准备打马回家,王、张两位领导却拉住了我:“小李儿,你人生地不熟的,又没干过商业，半宿就写出了一份不外行的大材料,真是了不起呀!我们刚才几位领导商量了一下,想把你留在这儿上班好不好?”
上班?之前，我一直认命自己就是撸锄杠的（做农活的），做梦也没敢想有这等好事呀!突然,“啪”,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马上高兴地上前接住:“谢谢领导！我愿意！我愿意!”
“好,那你就回家收拾一下,明天就来报到。”
“行,行,行!”我都乐蒙了,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地点头。
在镇上公家单位上班,就意味着暂时脱离农门,不用土里刨食,而是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地挣工资了,那是当时多少农村孩子梦寐以求的出路啊!我,一个农村穷小子,一没根，二没势的,家人和亲友们没有一个吃公家饭的（拿工资的），想在外边找个事简直比登天还难啊!冷不丁地摊上这样的好事,这不是老天爷开慧眼、祖坟冒青烟吗?我真是遇上贵人了!
我家离镇上路途很远，张组长就把他的自行车借给了我,以便于托运行李。人逢喜事精神爽，尽管路况不好，上坡下岭，沟沟坎坎，我却没感到半点疲劳，不一会儿就蹬到了家。
意外惊喜，使年过半百的老农爸妈开心得直流泪。可是转眼间，妈妈就犯难了。我们家实在太穷了，只有两副被子（没有褥子）,我一直和爸爸合盖一条被子,如今我要去上班得带走一条啊!妈妈很快想出了办法,找出本来准备染黑后做衣服的两丈家织土布,又把她被子的被面拆下来,再找出一个旧棉套,忙活大半天,总算给我拼凑了一个被子。
第二天,我驮着被子去上班。王主任见我没有褥子,马上叫来仓库保管员,让他去商品仓库拆来两大块布匹的外包装布,又让人从附近村里找来一大袋子麦秸，接着又叫来财务处的张秀琴会计,给我赶做了一个草褥子。然后,把我与食堂的张师傅安排在一个宿舍，看着我铺好床,才放心地离开。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供销处政工组的工作。张组长已经通过那份材料对我的能力有了基本了解，对我的加入很是欢迎。组里共有3名同志，一个是张海清组长，一个是刘明（主要负责保卫宣传工作），他们二位都是部队转业干部；另一个叫谢国英，是个女同志，他们都是正式职工。
我当时的身份是临时工，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农民工。政工组对我这个小临时工一点都不歧视，态度极为宽厚友善。我那时单纯得如山里的清泉水，心无杂质，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友好的集体之中。
下营镇地处长城脚下的深山区，四个公社的分布沿着山区公路婉蜓起伏，呈“ U "字型。为了指导基层的工作，我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供销社了解情况，山路弯弯，崎岖不平，骑车很是辛苦，不仅颠颠不止，还要一会上坡，一会下坡，有的地段坡度很陡，只能推车慢慢步行。虽然每次下乡都很累，但我觉得比干农活轻松多了，每天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别看供销处政工组只有三几个人，管得事却不少，宣传、组织、人事、保卫等等，都在职责之内。我主要负责文字材料。县商业局开会，我要提前给主任写汇报材料；商业局定期要情况，我要经常写情况简报；上边要求开展活动，我就要给领导写好讲话稿；有时上边要宣传先进典型，我就要按照领导要求，总结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的先进事迹，或总结某些专题经验向各单位推广。
当时，没有打字机，一切材料都是手写，涂涂改改的，一份材料可能要重抄好几遍。有些领导讲话或简报，要制作几十份。为此，我还第一次认识和学会了用铁笔刻钢板，用油印机把刻好的蜡纸稿印制出来。那两年时间里，我每天忙忙碌碌，写了至少几百份材料，为以后到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和机关公文写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当时，所属的下营供销社的棉百门市部是县商业系统的先进典型。门市部主任叫李占贵，个子不高，小眼睛，40多岁，是个"老商业"。记得那会儿的售货员有魏淑明、刘玉玲（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槐新萍、张秀华（因为她不爱说话，大家叫她“蔫吧张儿”）等女职工，是一支朝气蓬勃的娘子军。棉百部很有争先创优的劲头，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长期坚持送货下乡，热情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群众服务。他们加强经营管理，降低零售起点，既方便了顾客，也年年出色完成营业任务。我多次到这个门市部体验生活，采访素材，写了好几份从不同角度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材料，都被县商业局转发推广。
有一次，我还和他们一样，背着几十斤的货物，翻越几座山坡，跋涉好几十里，到最偏僻的北井峪村送货，村民们被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为了活跃职工的文化生活，我们供销处还成立了一个业余宣传队，队员来自各机关部门或所属商店、工厂。其中有我两个同学，一个是邓文奎，他上中学时就是宣传队的，还当过队长，此时每次都是表演山东快书，1976年初当了空军，现在也落户北京。再一个就是刘玉玲，她比较腼腆，好像总参加小合唱节目。还有魏淑明、郑素云、许桂珍、王淑敏等女生，有张林华、李长明等几个男生。
宣传队队长是政工组的刘明，他多才多艺，在部队当过文艺兵，三弦弹得很好。每次下去演出，他都是压台的，表演的节目最受欢迎，按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大腕”级的人物。
我天生缺少文艺细胞，吹拉弹唱一无是处。刘明队长很想培养我一下，硬把我拉进宣传队。让我干什么呢？他教我打竹板，可是我的悟性太差了，怎么也学不利索。刘明仍然不放弃，对我说：“上了台，你只要能打出个节奏，把词说顺溜就行。”他这样一说，我就没什么包袱了。好在我的记忆力不错，自己能写段子，背词绝对是长项。节目多是自编自演，我也以参加公社治理沙河工程为题，创作了一段“战沙河”的快板。
每次下乡演出时，其他人演得有模有样，唯有我是滥竽充数，手里的板与嘴里吐出的词时常对不上点，但每次演出“笑果”不错，观众觉得可乐而前仰后合。在基层生活气氛比较沉闷，娱乐活动比较贫乏之时，我能不惜个人出洋相而制造演出“笑果”，也算对活跃山区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到各供销社巡回演出，也能吸引附近村子的群众来观看）作出一点贡献吧！
宣传队是轻骑队式的，不定期地到各基层单位进行慰问演出。每次出发，大家背着乐器，骑着自行车，因为长途骑车比较劳累，有的女队员得坐男队员的“二等（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哪里都是简易土路，奔波两三个小时是常事。各供销社条件有限，简单吃点东西就开演。节目没有什么档次，人人却演得都很卖力，观众看演出也很认真，不时地给以掌声鼓励。
每次演出结束后，演出地都要简单招待一下，吃过饭大家又连夜返回单位。演出没有补贴，来回奔波十分辛苦，有时要后半夜才能返家，但大家都没有怨言，甘心情愿地为群众送欢乐送温暖。只可惜，宣传队队员多是临时工，时间一长不能转正，有的回村嫁人了，有的又回村务农了，我和老同学邓文奎则先后参军入伍了，宣传队后来也就不散而散了。
我在镇供销处干了两年时间，一直是临时工性质。每月工资45块钱，其中30块钱要交给本村所在的生产队，队里给记240个工分（按每天8个工分记），到了秋后，生产队按工分分口粮。在供销处上班，买饭需要用粮票，而粮票的来源就是生产队分的粮食。交给生产队30块钱后，自己手里就剩15块钱作为生活费。当时物价低，正式职工每月工资也就三五十块。供销处主任级别最高，月工资好像也就70多块，属于单位的高薪者。
我们每天在单位食堂买饭吃，早晚饭也就一毛钱左右，中午饭多是素菜，两三毛钱一顿饭，偶尔吃个红烧肉也就5毛钱左右。生产队觉得我在外边也不容易，对交钱的事没有怎么计较，基本上是想交就交的状态。手里有了一点活钱，家里的生活明显好转。我时不常地买些吃食带回去，有时还买点油和肉什么的，爸妈的气色也好了许多。
可惜的是，我上班时间不长，爸爸因脑溢血而过早离世，未能多过几天好日子。1977年底，我辞掉供销处的上作，当兵远走他乡，有点违背“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使得妈妈生活和身体受到了影响，为此我至今仍感到对不起父母。尽管我当兵为国家做了贡献，但我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孝子。
对于在供销处工作的这段经历，几十年来始终铭刻于心，念念不忘。因为，它使我有了诸多“第一次”，如：第一次坐下有轮、上有蓬、风雨不透的小吉普车；第一次由挣工分到挣工资（尽管还要向生产队交钱换工分）；第一次有了“单位”和“领导”的概念；第一次知道会用笔杆子也算技能（后来我也确实主要靠一支笔在部队从连队到团、师、军、军区机关，一步步得以发展进步的）；第一次懂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工作中结识了几个好朋友，彼此友情一直延续至今；第一次感到自己也能成为对他人和社会有用的人（除了效力单位外，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我尽己所能，为不少乡亲和亲友在购置紧缺生活用品费了不少心）；第一次穿劳动布工作服；第一次凭饭票、提饭盒、吃食堂；第一次品尝并初学了喝酒；还有第一次萌生了想尝试找女朋友的朦胧念头（由于家贫且前途难测，只是有过暗恋对象而未敢追求和表白，以致空恋无果）等等。
除了以上这些“第一次”，还发生一件特别灵异的事很值得一说，也可以说特别的“第一次”。
在我出生的村子里，我叔伯二大爷有个儿子，名叫李景华，我叫他三哥，他比我大个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两家相邻而居，从小一起放猪、打柴、捉迷藏、打扑克，可谓是一起光屁股、玩尿泥玩大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关系绝对铁磁儿。
1977年，我得知三哥得了黄疸性肝炎，吃了不少药，老是治不好，听说头几天去了县医院住院。我因为供销处的工作忙，一直想抽空去看他。
有一天吃过午饭后，我回到办公室里间的宿舍午休。刚躺下不久，就听有人梆梆梆地敲门，我赶紧翻身起床，打开门一看：三哥！我看他满面红光，特别高兴，赶紧把他让进屋里。
我靠在床头上，他坐在床脚。我问他：“三哥，你不是去县医院了吗？你的病好啦？”他说：“好啦！我这不是刚出院嘛！正好从你们门口过（我们供销处门口的道路是回我们村的必经之路），就进来看看你！”
过了一会，他站起来说：“老兄弟，你歇着吧！我得走啦！”没等我起身相送，他转身就一阵风似的飞出门去了。
恰在此时，外间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大作，我似乎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赶紧跑出去接听。拿起话筒，只听住在村里的外甥女秀云（她一直陪我的母亲即她的姥姥居住）急急地说：“老舅，不好了！我李景华三舅没了，刚从县医院抬回来的。”我一下子蒙住了，摇了半天脑袋：“不可能！他刚才来我这里啦，离开没一会呀！”
秀云说：“老舅，您在做梦吧？我是刚从他家出来给您打电话的呀。”
我放下电话，摊坐在椅子上，百思不得其解：三哥敲门、进门、说话、离开，明明是刚才的事吗！怎么现在却传来死讯呢？难道亲人之间真有心灵感应、故人托梦吗？
当天，我赶回村里，通过了解，得知三哥确实是午前从我们门口的那条大道抬回家的，而他早在县医院就已经咽气了。
此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类似情况我再未遇到，因而一直未能忘记，略记于此，供大家一读。
作者简介：李景富，天津市蓟州区人，军旅生涯25年后转业地方工作，现居北京。先后在各种媒体和网络平台发表各类作品千余篇，个人出版了《为了春天》、《喧嚣中沉思》两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