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六十年，年号“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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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嘉铨是清乾隆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官至大理寺卿，在清朝历史上也算小有名气。
他不但上书乾隆，希望在全国推广学习《小学》，还编撰了《小学大全》，受到乾隆的嘉许。
但就是这样一位三品大员，居然在退休致仕后，还遭到了“绞立决”的惩罚，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尹嘉铨贪赃枉法，又或是结党谋反，才招致如此刑罚? 其实都不是，尹嘉铨之所以或有如此下场，都来源于他瞎折腾。
那么，一个已经身处江湖之远的闲云野鹤，究竟是什么原因惹得乾隆雷霆震怒呢? 事情还得从尹嘉铨的老子说起。
尹嘉铨的父亲名叫尹会一，在清史上也同样有点名气，官至吏部侍郎。
《清史稿》说他“立品端廉，持心忠正”，不但在任上“劝农桑，贩穷黎，敦本务实”，十分重视农业，而且关心百姓疾苦。
在雍正五年，荆州石首县遭遇饥荒时，能“立赈其众”，避免了上万饥民流离失所。
同时，由于尹会一幼年丧父，对母亲极有孝心，听说母亲在老家染病后，立即上书“回籍养亲”，辞官回家奉养老母7年。
直到老母离世，才又离家赴任，最终积劳成疾，累死在任上。
乾隆曾被他的孝心打动，专门赐诗予以表彰。
和父亲比起来，尹嘉铨的政绩就有点相形见绌了。
但他有一点比他老子强，那就是能折腾，会嘚瑟，以至于他的名气大过其父很多。
话说乾隆46年，尹嘉铨已从高干位置上退了下来，隐居在河北博野。
本来该颐养天年了，但偏偏碰上乾隆朝拜五台山，归来途中驻跸河北保定。
此时的尹嘉铨心中便又起了波澜，寻思着既然皇上驾临我的老家，我这个曾经的“名儒”，是不是也应该去凑个热闹，刷刷存在感，参与接驾呢?但左等右等，既不见地方官的邀请函，也不见皇帝召见的懿旨，真是心急如焚啊。
要不，就亲自去迎接皇上，尽一尽老臣的忠君之心吧。
尹嘉铨心里寻思，但一来人走茶凉，没人会搭理他，二来未奉诏私自前往，必定获罪，说不定脑袋不保，该如何是好呢? 尹嘉铨不愧是“名儒”，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急忙唤来儿子尹绍淳，交给他两份奏折，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重点是务必亲自将这两份关键的奏折交到乾隆的手上。
尹绍淳不敢违抗父命，骑上一匹快马，风驰电掣地赶往保定。
也就是这两份奏折，要了尹嘉铨的老命，也让他“名垂清史”。
这乾隆皇帝正在保定行宫休整，闻报尹嘉铨的儿子觐见，心想好歹是为大清做过些许贡献的老干部，尊老爱幼是大清的优良传统，反正闲来无事，那就见一见吧。
尹绍淳在山呼“万岁”后，急忙从怀里摸出了父亲的第一份奏折呈上，乾隆打开一看就脸色微变，原来尹嘉铨是想奏请皇帝为已故父亲尹会一赐谥号。
这尹嘉铨的小算盘倒是打得挺好，皇帝不是曾表彰父亲有孝心吗，我作为儿子替父请谥，不也是尽孝吗?顺便也让尹家扬名立万，一举两得。
可是，这帝王之心素来不可捉摸，不是有“伴君如伴虎”的警语吗?乾隆面露愠色：“谥乃国家定典，岂可乱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
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这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尹会一有何资格配享谥号?何况你尹嘉铨倚老卖老，不亲自前来见驾，打发一个黄口小儿来，也太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如果尹绍淳就此打住，兴许还能救他爹一命，但偏偏尹绍淳是一个榆木脑袋，不善察言观色，只是一味地记住了父亲的要求，无论如何都得把两份奏折交给皇上。
于是，他又掏出了第二封要命的奏折再次呈上。
乾隆耐着性子匆匆御览了一下，发现尹嘉铨竟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
乾隆立即龙颜大怒，将奏折一把扔回给了尹绍淳，破口大骂：“竟大肆狂吠, 不可恕矣!” 就这样，尹嘉铨自作聪明地用两份奏折将自己送进了大牢。
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刑部对尹嘉铨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细致审查。
尹嘉铨是读书人，要找出他的罪状，当然得从他读过的书、写过的文章中仔细搜寻，终于，主审官员找到了他“狂悖、僭越、大不敬”等诸多罪状，直审的尹嘉铨在刑部大堂上狂扇自己的耳光，大骂自己是假道学、伪君子，是欺世盗名、寡廉鲜耻之徒。
审讯结束后，主审官员据实呈报乾隆，“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乾隆怜悯尹嘉铨，将凌迟改为了“绞立决”，罪不及家人。
尹嘉铨的真正死因，表面上看是因为他瞎折腾，为老不尊。
实际上还是封建帝王的皇权思想作祟。
在乾隆眼里，太平盛世是不会有名臣的，国富民强全是帝王的功劳，哪有臣子的份儿?尹嘉铨为臣数十年，这个道理都没能悟透，偏要出风头，为父索要名臣谥号，这不是找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