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生”与“死”的故事。 在第一章节《麦场》至第十章节《十年》里，作者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日常生活。 《麦场》写到赵三感到养牛和种地之不足，必须到城里去发展。他渐渐不注意麦子，每日进城，梦想着另一桩有望的事业。而这种时候，地主还要加地租，他和李青山等人想发起“镰刀会”进行抵抗，但中途失败，他家的青牛卖了，无法种地，他只得编鸡笼去卖。可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五月节”到了，由于米价跌落，卖的钱不够还债，企业家连一斤面粉也买不起。在东北严寒的冬季里，孩子们饱受摧残。生了病无钱医治，任其恶化，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孩子死了，只是随便地用草捆起来，扔到乱坟岗任野狗撕扯。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连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残缺便成为必然。他们脾气粗暴，行为只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好像不经过大脑思考，甚至连作为人的本能的舐犊之情都沦落了。
二里半、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这些男人和女人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小说后七章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东北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
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她的出生并没有给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带来多大的快乐。封建意识、封建文化作用于她身上的注定的是要么顺从地接受，要么在反抗中冷淡地度过。在她的记忆中，她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作者的父亲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女儿以及对待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9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尔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父亲的身边经过，萧红就像自己身上生了针刺一样；父亲斜视着萧红，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而祖母对萧红有的也只是冷淡，甚至用针刺她的手，母亲对萧红有的也是隔阂和疏远，她是在缺乏爱，缺乏朋友的环境中成长。只有祖父笑眯眯的眼睛和他的慈爱才是萧红童年唯一爱的记忆。所以当祖父死了的时候，“好象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接受过新思想的萧红对封建包办婚姻进行了反抗，离家出走了。但是在当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封建习俗的浓雾下，历史积淀的重负使女性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生存的空间，温饱成了首要的问题。“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这种状态下，萧红选择了放弃自由，又回到了那个封建专制的家，但她的出走已触动了封建礼法的统治地位，所以当她一回到家时就被软禁了起来。在长达十个月的软禁生活中，萧红被看作家庭的耻辱，礼教的破坏者，被当作异类受到周围人的排斥。正是在这期间，萧红除了她自身的精神压抑外，还看到了农民悲惨的生活，看到了那些固守在故乡的劳动者的悲惨境遇、历史及自身带给他们的双重枷锁，由此引发了她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这使萧红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重新的定位，认为精神个体自由才是价值的最高体现。这为她日后描写农村生活和反抗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生死场》中的人物和地点，都能在那儿找到出处。当萧红再次出走时，已经有了对生命意识的最初体验。
《生死场》以哈尔滨近郊某农村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变”前后，当地村民和他们视为珍宝的土地以及牲口的故事。萧红23岁写作《生死场》时，正被父亲软禁于阿城县，惩罚她躲避包办婚姻及与男友外逃。
萧红写《生死场》时才23岁，但已经历了母亡、挚爱的祖父去世、抗婚求学、被软禁、出逃、流浪、与汪恩甲同居怀孕、被遗弃、官司败诉、被扣人质、向报社求救、与萧军相爱、产女送人、出版与萧军的合集《跋涉》、从哈尔滨到青岛——《生死场》的初稿，便创作于1934年在青岛期间。之所以开列她《生死场》之前这些人生传奇，当然是想给一个23岁的女子竟然能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作品找寻些原因。可是我罗列的这些，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不同寻常的经验并不能直接打开通往智慧之路。“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安忆探访萧红故居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人的命运忽然之间就都有一种觉醒，对现实的生活很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直至出走。”王安忆的那个问题，正是我读萧红作品时心里最为挥之不去的，疑问也好，惊奇、惊叹也罢，总之是不解她那些清醒和洞察力、才华和深刻劲儿，从何而来。
《生死场》作为她和萧军、叶紫“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三（“奴隶丛书”的另两部是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35年在鲁迅帮助下，假托“荣光书局”之名自费印行。“萧红”，便由这部作品的作者署名而来。“生死场”，是胡风从书中一章节名取定的，本名“麦场”。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胡风则撰读后记。据许广平《追忆萧红》中说，鲁迅总是向朋友推荐《生死场》，并且认为就写作前途论，萧红比萧军更有希望。
《生死场》的帷幕由一头在大道边啃榆树皮的山羊挑起，接下去的一句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荡动遮天的大伞。”读了，心里就小小一惊：好别致灵动的文字。
跛脚农夫二里半和儿子罗圈腿在找羊。二里半的老婆麻脸，人傻，名“麻面婆”。萧红在她身上用了大量的比喻。麻面婆脏水洗脏衣，再脏手抹眼睛，留下脏污的大黑眼圈儿，“若远看一点，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抱柴草进屋，“麻面婆是一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二里半找不到羊，骂骂咧咧地回家，麻面婆招呼他吃饭，“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听说羊丢了，去柴堆里翻找，“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可傻妇并不自知傻，翻得很带劲，最后“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扒拉着头发里的草。又置灶上的饭锅于不顾，尾随丈夫出门找羊。二里半一转身，发现老婆“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后面。”麻面婆午后再接再厉闷头往高粱地里去找羊，“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她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
发现没？萧红所用以比喻麻面婆的，尽是极贱的。丑角、母熊、猪、羊、狗、稻草。爬虫已经够渺小了，还要加上“微点的”。《生死场》中大量使用比喻，基本如此。一开始，可能会被这种强烈的“轻贱”吓着，可是读下去就明白了。萧红要呈现的正是故乡百姓的卑微、困苦、悲惨和愚昧。写出人类的愚昧，是她认定的作家的责任。1938年4月在由胡风召集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文艺座谈会”上，她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从《生死场》中不难看出，她在文学创作之初，便忠实于自己的创作观。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萧红往人物那里挖，“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这带有强烈批判意味的议论，当然含着作者的观点：只有反抗才有出路。萧红短暂的一生一直在抗争，以逃离、漂泊的方式。她从呼兰到哈尔滨，之后北平、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固然有战乱年代迫不得已的颠沛流离，但更有主观意识下一次次清醒的出走，或者说追求。为逃婚、为求学、为自由、为独立、为疗伤、为写作、为温暖和爱……虽然一路伤痕累累，战乱的局势也给不了她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可她仍在极有限的创作时间、极动荡艰难的生存条件、极痛苦挣扎的情感纠葛中写下了百万字左右的作品。
在题为《祖父死了的时候》的散文中，她写道：“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不得不惊异她女性意识出现之早，她由小女孩的双眼看出去，竟然就看清了男女不平等，看清了男权之下女人所受的压迫；同时，那样小的年龄，就深晓了人世间层层的压迫和不平等。
金枝担心肚里的孩子，恍惚中错摘了没长熟的柿子，妈妈扑上去就是一通厮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什么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这讽刺可真狠！金枝妈妈夜里每翻一回身，就冲金枝骂一句：“该死的！”痰不往地上吐，往金枝脸上吐。“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当孩子把爹爹的棉帽头戴起跑出去的时候，妈妈追在后面打骂着夺回来，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平儿穿了爸爸的靴子，王婆追着强脱下来，平儿只能赤脚在雪地里走回家，冻伤了脚，许久好不了。
月英曾是打鱼村最美丽温和的女人，“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后来瘫痪，起初丈夫也为她请神、烧香，不见效后，便骂，便打，后来打骂都省了，把她靠在一堆砖头上，被子也夺了，让她一日日淹在自己生了蛆虫的排泄物里等死。“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死了，乱坟岗上一埋。
《生死场》中的女人全以血肉之躯出现，她们的血肉之躯被侮辱、被践踏、被撕裂、被损毁、被牺牲。
在《刑罚的日子》的章节里，赤裸呈现的是“妇人们的刑罚”——生育。原来萧红将生育看作上天对女人的刑罚。从《生死场》中女人们的故事看，从生到死，从身体（性和生育）到命运，女人都对自己做不了主。她们的身体是由男人摆布的，怀孕和生育之苦，不仅全由女人承受，甚至在男人眼里，还成了女人的罪过。五姑姑的姐姐快生产了，光着身子爬在土炕上的尘土中挣扎。丈夫醉酒归家，差唤她拿靴子，未应，嘴里骂着“装死”，拿起长烟袋就打了过去。“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这是何其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产妇一夜苦挣苦扎仍然生不下来，丈夫又进来了，兜头浇下一大盆冷水。“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在这里，她将男权制下女人和父权制下的孩子刻意混写，将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揭露个彻底。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死婴。“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当然是刑罚，如果这还不是刑罚，什么是刑罚？当个体之痛被书写到极致，便带有了最普适的意义。萧红的《生死场》是对整个乡土中国的控诉。
金枝未嫁先有了孩子，“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索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她对自己鼓出的肚子满是厌恶。婚嫁尚未落实，占有她的男人只管对性的索取。金枝一面给他看肚子，一面叫不行。“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婚后四个月，金枝生产。生产前夜丈夫还在“干”。女儿出生仅几天，就令父亲生了厌，说摔死就摔死了。
读《生死场》，是很需要一点心理承受力的，否则那样苦难深重的画面会刺痛到心肝颤索，不敢直视。
牛和马在交配，萧红称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裁培着自己的痛苦”。她不仅将女人的生育定义为“刑罚”，也将动物的繁衍视作“痛苦”。她有意混淆人与动物的界线，将人与动物的生死并列书写。让人卑微到尘土里去，猪、狗、马、牛里去。“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小狗出生，伴随着麻面婆的生产，母猪也产下了小猪。“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的笔端，是直接贴伏到地面去的。在文字与现实间，作者不留一丝缝隙，不让幻想、假想、美梦、欺骗有生存的空间。我想，因为那就是她看到的乡土，那就是她熟悉的乡民。她视角的诚实、书写的朴素，正是来自她的悲悯和赤诚，对家国，对故土，对人民。
王婆是刚烈的，丈夫赵三要搞“镰刀会”，密谋铲除恶棍刘二爷，她直接递给丈夫一杆枪，还传授用法。可她的人生一样苦痛。她一嫁二嫁三嫁，讲起三岁的女儿如何跌在铁犁上摔死了，“孩子死，不算一回事” 一个秋天她不哭不嚎，闷头干活，可到了冬天，看到别人的孩子长大了，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儿来。多年后述说这段往事，却说“要小孩子我会成了个废物。”我一哆嗦，那孩子原来是被她摔死的。围绕着对萧红的非议，除了男女关系，最狠的莫过于说她把跟汪恩甲的女儿送人，而跟萧军白白胖胖的儿子“夭折”得如何蹊跷。“那时我才二十几岁。”王婆跟邻妇讲，我心里又是一凛。虽然在萧红和萧军儿子之迷上，我更倾向于季红真的观点，那就是孩子未必真的像萧红所说抽风死了，而可能是为了彻底了断和萧军的关系，把孩子送了人。但人的心理就是这么怪，有时候哪怕仅是风过，都会留下痕迹。
王婆还是绕不过儿女事，听说儿子被枪毙，她服了毒。丈夫赵三跑去乱坟岗挖好了坑，进城买好了棺材，衣服也给她换好了，可她就是不咽气。男人们一再催促着“抬呀！该抬了。”赵三也像是等得不耐烦了。人们吃饭喝酒，并不恐惧。王婆却突然活动着想要起来，男人们叫着不能让她死尸还魂，赵三一扁担狠砸在她腰间。王婆的肚子和胸膛霎时高鼓，鱼泡似的，双目大睁，嘴角牵动，喷出血来。终于，王婆气息全无了。人们把她放进棺材。全村女人借机放声一哭，因为她们的一生可哭的机会并不多，心里再苦，平白哭起来，是要被骂挨打的，而她们可哭的痛苦又那么多。终于要钉棺材盖子了，王婆要喝水。她活了过来。
小说一共十七章，从第十一章起，转入对日本侵略和东北人民觉醒、反抗的叙述。日本人来了，女人的苦难更加深重，她们却不再怨恨丈夫，而是把所有苦难的帐都算到日本人头上去了。“村中的寡妇多了起来”，金枝也是其一。日本人抓女人，剖孕妇的肚子，女人在乡下呆不住了。金枝勇敢地进了城，却在城里被中国人强奸，被中国人盘剥欺凌。她羞恨地返回乡村，妈妈接过她挣的钱，急催着她返城。无望的金枝决定出家为尼，可是庙庵早已空了。“‘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 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男人们一下子爱起国来，赵三从前不知道什么叫国家，甚至可能根本不记得自己是哪国的国民，更不明白他在中国人中属于什么阶级。但这不妨碍“他可以代表整个的村人在进步着”。他也闪过这样的念头：“这下子东家也不东家了！有日本子，东家也不好干什么！”萧红对赵三这一丝“快意”的揭露，一下子刨到了国人阴狭的心底。进步的赵三热情地宣传抗日，“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这一些出奇的字眼，”他得意地告诉儿子，听了他的宣传，寡妇怎样送儿子去投义勇军；小伙子们又怎样准备集合。“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时的姿式，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
乡民分不清各支抗日队伍，弄不明白这军那军怎么回事；这军那军也说不明白他们的队伍是怎样的队伍，王婆寻问她女儿是不是在队伍里死了，如何死的？一堆空言虚语连唬带吓：”老太太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对你讲么？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萧红说那说话人，“弄得骗术一般”。
反正一切都变了样了，日子不像日子，节更没法像节。有队伍经过，“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
村民们要搞个宣誓仪式，无鸡可献祭，抬来了二里半的老山羊。二里半在羊快被杀时，找来了一只公鸡替下他的羊。“对于亡国，他似乎没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小说最后，二里半的老婆孩子死了，这个曾经被老赵三骂做“老跛脚的物”，也追着去抗日了。
如果将《生死场》的叙述切分为苦难和反抗，前者的分量远远超过后者。可这，不正是这部作品最为了不起的地方吗？她超越了阶级、政治，甚至超越了国家。她是一部关于人类苦难和愚昧的人性之书。胡风在《读后记》中指出《生死场》存在着三条“短处或弱点”：题材组织力不够；人物性格不突出；语言修辞锤炼不够——他先是说“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我仅对“语法句法太特别了”稍有同感，却不认为是修辞锤炼的问题。因为一读之下略微费解的句子，再读，不仅释然，而且惊奇。鲁迅在《序》中用“越轨的笔致”——我理解这五个字的意思是：超越规范的用笔风格——形容《生死场》的文字，我十分钟意这种说法。“越轨的笔致”加上“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鲁讯认为它们为《生死场》“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至于胡风批评的前两个问题，说全篇尽是散漫的素描，没有向心力，读者感受不到紧迫感；人物描写综合想象加工非常不够，人物性格不突出，不大普遍，不能明确地跳跃于读者面前……我则不仅完全不敢认同，还与之南辕北辙。的确，《生死场》是散漫的，没有主要人物，也没有主题。但一个个悲苦、麻木、屈辱的个体，特别是一个个女人赤裸裸的惨痛人生，其本身不就构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吗？那便是对男权制度、对一切强权施加的不公不义、对一切非人性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未来深重的担忧。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乡村、社会、国家，能期望什么样的未来？这是萧红没有说出口的担忧吗？《生死场》对困苦、对挣扎的书写都是力透纸背的。也有光亮。在我看来，光亮仍然发自个体。金枝勇敢地出走，虽然被迫返回乡村，但她的见解，令王婆感到学识”有点不如金枝了。”觉醒，一定是一件个体的、自我的事，而不是集体齐刷刷地被唤醒。说到《生死场》中的人物，他们岂止“明确地跳跃”于读者面前？他们于我，简直是一头撞来，直撞进心里，撞得胸口生痛不说，一下子就生了根，想拔出来都困难。这样一群人物，哪里还需要“综合的想象的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