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英中医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针灸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针灸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本文原题《两张照片 三个名字 施门四代杏林情》，撰文：张婧。作者委托本人在此发布。本文已发表于近期的《北京纪事》期刊。
应墨子之兼爱悯怜苍生，做医界之准绳标榜杏林。
建学校，贯中西；献处方，立医规。
有改革，有临床，有教育。
正所谓：中医的“今墨”精神，“仁济”思想，“济世大宁”。
中医管理局局长屠志涛讲话
仲春的北京，杏花微雨，海棠正艳。
2021年4月12日，在北京顺义临空皇家假日酒店，举行了京城四大名医之施今墨大夫门下第三代传人在京行医50周年兼感恩施老大夫的纪念活动，施门第三代、第四代共计百余传人参加，盛况感人。
我在受邀参加纪念活动后，又接到我的老师、国家一级编剧张永和先生分派的一项任务，为创作《大医施今墨传》一书搜集案头资料，并且意外而惊喜地收到施门第四代传人李奥博发来的两张照片。
施今墨夫人张培英与女儿施如瑜为张仁济送去一张老照片
第一张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中医改革家、临床家施今墨先生的爱人张培英与其女儿施如瑜大夫探望施老入室弟子著名中医大夫张仁济，并为仁济老先生送去一份意义非比寻常的“礼物”。事情的缘由是这样：“文革”期间，张仁济老大夫因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军医而受到政治冲击，身心备受摧残，当年他拜在施今墨门下，随师侍诊，后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的全部资料、照片均在一场十年浩劫中被毁……80年代，张仁济由河北煤矿职工医院回到北京，开办了中医张仁济诊所。此时，多么需要有人来证明张仁济是施门弟子，可有关资料均荡然无存，老师施老又已然故去，谁能站出来为张仁济提供施门的历史佐证，为那段特殊的岁月正名立身？就在这时，张培英女士站了出来，为张仁济送来施老生前珍藏的一张黑白照片。也就是张奥博发来的第二张照片。这张老照片是20世纪30年代，施今墨在北京东绒线胡同194号老宅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海棠树下，施门弟子齐聚堂前，后排左边第二位便是青年时期的张仁济……
20世纪30年代，施今墨在东绒线胡同举行收徒仪式，后排左二为张仁济
说起这段往事，已故中医肿瘤专家张仁济老先生的女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门诊部中医科主任、现北京鹤年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大宁深情地说：
“我对施家怀着一份感恩之心，培英奶奶用她的行动，为我父亲当年成为施老入室弟子的身份做了佐证，作为仁济老先生的后人，我们只有好好继承两代老先生的医德、医术，把施门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髓一代代传承下去！”
时至今日，施老已经逝世了51个春秋，施门传至四代。联结起施门四代人深厚感情的，不仅仅是两张旧照片，还有三个饱含深意的名字——“今墨”，“仁济”，“大宁”……
这三个看似偶然的名字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医人以身垂范、自省自励，将自身命运与国家人民命运休戚与共的传奇故事。
施今墨原名施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萧山，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在贵州——祖父施之博赴任云南曲靖知府的途中。父亲施筱航常年在山西为官。由于母亲体弱多病，13岁时，施今墨便跟随舅父名中医李可亭学习岐黄之术，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
1902年，施今墨遵从父命，进入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创立的新式学堂——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前身），后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又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这一时期，他逐步接触到民主与革命的思想，后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以行医作为掩护，跟随黄兴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后，施今墨步入政途，他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又应直隶水利督办熊希龄之邀，担任北京香山慈救院副院长。然而，军阀混战的社会局面，使施今墨一次次燃起对政途的希望，又一次次心灰意冷，在苦闷与彷徨中，他想到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决定弃政从医，尽一技之长为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解除疾苦。为了表明心志，他把自己名字中的“黔”字拆开，改成“今墨”，取三重含义：第一，“今墨”同“黔”，纪念自己的诞生地贵州；其二，崇习墨子兼施仁爱的思想，治病不分贵贱，不分贫富，皆一视同仁；其三，自己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做当代中医界之“绳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废止中医案》，引起中医界一片哗然。施今墨挺身而出，与全国各地中医代表组成请愿团，先赴上海奔走呼吁，后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1931年，施今墨在北京创立华北国医学院，担任院长，他主张中西医结合之路，衷中参西，中西并举，取长补短，还邀请姜泗长、魏建宏等西医专家授课，为中医事业培育新式人才。
施今墨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医辨证，西医辩病”的学术思想，运用中医学理论以西医学疾病分类学为纲，总结西医学各种疾病的证候规律特点，并进一步总结发展为治疗这些疾病的验方，将其中有卓效者制成成药，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胃病丹、感冒丹、高血压速降丸等，开创了以西医病名命名中成药的先河；他还在中医“八纲辩证”基础上提出“十纲辩证”，并根据多年临床实践总结出100多对“施氏对药”；他多年来致力于抗衰老药研究，根据自己宝贵经验创制出经典方药“益肾强身丸”、“防衰益寿丸”，建国十周年时，一举献出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化、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
施今墨一生治疗了不计其数的疑难病症，曾为孙中山、杨虎城、张学良、周恩来等名人诊病，他改革中医的思想至死不渝，病危期间，口述了几千字的改革中医建议，嘱咐子女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
施老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对“今墨”两个字的诠释：
生当为垂范，死亦作墨绳。
施今墨门下桃李芬芳，他对学生充满了仁爱之心，任教北平国医学院期间，身体力行，以高超精湛的医术和济世救人的高尚医德，影响着门下的弟子们，张仁济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张仁济，原名张秀岩，出生在河北乐亭，中学毕业后先当教师，后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医疗系学习西医。读书期间，张秀岩患上了非特异性肠炎，每天腹泻三次以上，浑身乏力，骨瘦如柴。他跑遍了协和等大医院，请西医大夫诊治，都徒劳无功。后来，协和医院一位门房的老师傅对他说：“东绒线胡同194号有位施今墨大夫，医术很高，你不如去请他看看。”
张秀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施今墨，施今墨给他开了三剂药，谁知，他只吃了两剂半，腹泻就止住了。张秀岩深感祖国中医的博大精深，当即萌生了要拜施今墨为师、学习中医的念头。不久后，张秀岩转学到华北国医学院，又经施门入室弟子董德懋介绍，正式拜施今墨为师。拜师会在当时的长安大戏院餐厅举行，施门师兄弟子全部参加，张秀岩向施今墨行叩首礼，施今墨念着他的名字说道：“秀岩，你这个名字有点脂粉气，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听说先生要为自己改名，张秀岩连连点头。施今墨思索片刻，说道，“医者，以仁义仁爱之心，施仁医济民济世也，就改为‘仁济’吧！”
后来，张仁济为了深入学习药理，又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厚生省开办的医药署学习药理学。解放后，先后于河北及北京行医，1980年在北京北芦草园胡同创办中医张仁济诊所，1988年创办张仁济肿瘤研究所，1993年创办百草堂中医馆。
行医数十年，张仁济始终视师恩为楷模，努力践行着“仁济”二字的思想精髓，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54味对肿瘤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的中草药，开创性地使用如石见穿、虎杖、龙葵、白英、半枝莲、半边白花蛇草等具有抗癌、抑癌效果的草药，得到了奇特的治癌功效，最终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医手术、放化疗，也不同于传统中医“以毒攻毒”疗法的“中医抗癌免疫综合疗法”，成为被誉为“抗癌名医”的国医大家。
张仁济以其独创的“中医免疫疗法”为数以万计的癌症患者造福。他曾为开国元勋、海军大将肖劲光治疗结肠癌，当时，肖劲光的病情十分危急，已经出现了肺转移，解放军301医院28个大夫集体会诊，经过张仁济的中草药治疗后，癌症肿块明显缩小；一位经张仁济之手治愈的肝癌患者，特意为他送来一副书法题词：
肝癌催我去，神医唤我归。扁鹊当今在，何愁顽疾危。
张仁济去世后，他的子女为实现父亲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遗愿，将他一生行医积蓄的几百万元人民币贡献于社会，真正践行了施今墨先生“仁心仁术，济世活人”的殷殷教诲。2007年，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以张仁济名字命名的“仁济杯中医药国际贡献奖颁奖大会”。
仁心复为继，济世情长存。
晚年张仁济
走进张大宁大夫在北京鹤年堂中医医院二层的诊室，抬头便见一副书写着“济世大宁”四个字的书法作品，这是一位经张大宁之手治愈的癌症患者敬赠的，嵌入了仁济老先生为女儿取名的寓意。张大宁感慨地说：
“我是1948年出生的，当时那个年代，女孩子很少叫这个名字，我就问父亲，为什么给我起‘大宁’这个名字。父亲说了八个字——‘有容乃大，无忧则宁’。他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动荡，目睹过中国百姓的疾苦，他希望国家安安静静，百姓无忧则宁……”
作为施门第三代传人，张大宁身上秉承父亲张仁济“仁心济世”的医德医风，她感觉冥冥中有一股力量，牵引着她在中医事业上克绍施门风范，效仿施家，将施今墨老先生留下的学术精髓继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在张大宁的记忆中，老父亲每每谈起自己的恩师施今墨，都会情动于衷地说：
“看一个人是不是施门的后人，主要看两点：一是诊病后起身送病人离开，二是会不会用‘对药’……”
据施家人对张大宁讲，仁济老大夫当年总爱穿一身米黄色的杭罗绸，戴一副眼镜，手里拿一把扇子，一副书卷气模样。说到施今墨当年为老父亲改名这件事，张大宁补充说：
“施老给我父亲改名‘仁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济世活人’，我原来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济世救人，后来，培英奶奶告诉我，这个‘活’字，深刻地诠释了中医中药的精髓和施门的学术思想。”
父亲张仁济曾给她讲过一个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张仁济跟随施今墨出诊，一个病人高烧不退，施今墨诊脉后，怀疑是肺痨，就给病人开了三副药，对病人说，“吃了好再来，三剂不好就另请高明”，当时施今墨在药方中将生石膏用了60克，张仁济问师父，“您怎么用这么大的量，这不是给驴吃的剂量吗？”施今墨成竹在胸地回答道，“人与牲口的生理构造有相通之处，病人的病情，不用这么大量，烧降不下来……”。患者服药后，果然高烧退了下来……张仁济深感施老用药的精准，用“稳准狠”三字概括师父用药用量的功力。
张大宁深得父亲真传，在运用“中医免疫疗法”治疗临床各种癌症的过程中，秉承施今墨用药方法、药性药理，尤其擅用大方组合，在掌握西医诊断与化验指标的同时，运用中医辩证思想，中西医左右开弓。张大宁说：
“施老当年就曾为孙中山先生治疗过肝癌，只是那个年代，癌症属于疑难杂症，不高发，大家也不太引起重视；而老父亲在80年代就提出了扶正固本的思想，1986年来就诊的肺癌、肝癌病人，经过中医免疫疗法的治疗，到现在还活着，有力地佐证了两代老先生的学术思想。”
如今，张大宁带领的百草堂中医团队，已经为一万六千多位癌症患者提供“中医免疫康复疗法”，许多医学上极其罕见的黑色素瘤患者，经过系统的治疗，延长了寿命，提高了生活质量。他带领着施门第四代传人，用心研读施老医学著作，并将施老留下的“对药”进一步完善整理成有针对性的抗癌药组；利用两次疫情的休整期，她带领学生将从1986年起总结的病例输入软件，完成了一项庞大而意义非常的工作……
谈到中医传承，张大宁用饱含慈爱的目光望着她的学生们：
“我感觉，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有一条线在牵引着，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们，什么是中医的‘今墨’精神，什么是‘仁济’思想，什么是‘济世大宁’，用后人的学术成就，为两代老先生的医德医风佐证……以后，就要靠奥博他们这一代了……”
本文发表于《北京纪事》
施门第四代传人张奥博告诉我，他在2019年施今墨先生逝世50周年时写了一篇奠文，施今墨老先生的幼子施小墨大夫，曾为他亲笔斧正了一个字，小墨大夫把“十纲换八纲”改成“十纲充八纲”，更加符合施老的学术思想。我想，千百年来，支撑中医人锐意革新学术思想的，正是他们身上代代延续的文脉，从张奥博的文字中，我深信，他已经渐入施门之境：
施某今墨，应墨子之兼爱悯怜苍生，做医界之准绳标榜杏林，施医术能愈天下疾患，授千金得育屋翳神藏。建学校，贯中西，摒弃门第之偏见；献处方，立医规，重修中医之宇庙。……有改革，是以西医辨病中医辩证之结合，有是病用是方；有临床，是以十纲充八纲，补以“气血”完善医理成新章；有教育，国医学院遥遥廿载，培养医者成千数百，如撒苗播种寰宇，终生根发芽能济世也！如此功绩，非一医之所能，唯有铭刻于心，千秋百代歌咏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