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为了衣食，同时也兼顾名声，获取衣食名声的最好去处就是官场，所谓“学得文武术，货给帝王家”，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读书人离开书房，几乎没有选择，只能钻进官场，实在进不去了，就先在民间候着，有点性格的，可能去当隐士。岑文本学得规范，性格也没毛病，自然走了官路。他生于595年，南阳棘阳（今属河南）人，从小读经读史，善言辞，能写漂亮文字。最初，他为萧铣政权做事，后被大唐收编，贞观元年，进入中央政府，先任秘书郎，后在中书省做事，从舍人至侍郎直到中书令。645年，他随李世民讨伐辽东，途中病故，时年51岁。
官场讲学历，不玩儿学术，从书房到官场，所有人都得换副嘴脸，都要历经转变。转变因人而异，可能很难，也许挺容易，不好一概而论。如今，许多学子离开课堂，经过考场，随后就走进各级机关，乐呵呵地完成了转变。但是，岑文本不行，他的转变太过漫长，太过痛苦。他的生命，因为植入官场，便滋生了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因为表现出色，他得到了重用，也招来了压力
读书人入仕，首先要有名声，成名越早名声越大，越有利于后来的发展。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现代人很早出名，大多靠作秀，有阴谋成分，岑文本靠的却是出色表现，有实力托底。某年，他父亲受诬入狱，他只身去衙门申冤。因为诉状感人泣下，又现场受命写《莲花赋》，下笔立成。官员们被打动，纷纷施以援手，父亲冤屈得以昭雪，儿子也由此扬名。这一年，他只有14岁。岑文本有了名声，也受了启发。他明白，要把才艺卖给帝王，就得展示自己的货色。于是，在秘书郎任上，他有过两次出色展示：一次是“太宗行籍田之礼，文本上籍田颂”；另一次是，太宗“元日临轩宴百僚，文本复上三元颂”。他用了心思，做了准备，把两篇马屁文章写得极尽其妙，既展示了才华，又让皇帝百般受用。接着就有了效益，他进步了，由秘书郎变成了中书侍郎。他没有就此止步。除了会写文章，他还熟知经史通晓兴衰，有治国理政的才能，有必要继续展示。不久后，某地发生水灾，他抓住机会，给李世民上封事。在这个秘密文件中，他旁征博引，系统阐述天下兴衰的道理，提出了长治久安的思路办法，建议皇帝“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要重信用，去奢侈，不求辟土，不忘武备，并要坚持始终，行之不怠，等等。李世民欣赏这些观点，也注意到了提出观点的人。644年，中书令出缺，岑先生成了最佳人选。
知识是本钱，谁都想亮出来，让人欣赏，借以提升自己的价值。文本先生做得很成功，其文字功夫和致治理念尤如两支火把，照亮了领导求贤的目光。他很本色，也很书生，提升固然快乐，却也有些沉重。职务的变动，奉禄的增加，让他感受了信任，体验了责任，心头有压力沉浮。任中书令的当天，亲朋都来祝贺，他却苦恼着说：“今受吊，不受贺也。”
因为处事敏感，他常常自我较劲自我增压
读书人大都敏感，特别在意外来信息，哪怕是个玩笑，也要想上半天。有时，可能就想过了头，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自己煎熬着自己。岑文本也有这毛病，遇事爱琢磨，习惯于自我较劲。他一直以为自己参加革命晚，又没有背景关系，能走进官场，能得到信任，已相当不易。为了这个不易，他必须玩儿命工作，打拼政绩，为皇帝长脸。这样一来，他就得加班加点，就要素食陋室，就须克制欲望。这样做完全发自他的内心，是自觉的举动，是缓解压力的一种必然。对皇权，他极端忠诚，没有关点儿杂念。李世民要求大家知无不言，敢于犯颜直谏。他表现并不积极，偶尔谏几句，大都是无伤大雅之言。他看得出来，皇帝身边有着太多耿直之士，说着太多逆耳之言，自己就别去添乱、别让皇帝闹心了。对前途，他没有过大奢望。他对人说过：自己不过是个布衣，徒步入关，当个秘书郎或者县令也就够了。任中书侍郎，他没想得太复杂，毕竟，他适合这种工作，有能力承担责任。但是，中书令的任命让他很不自在。唐代不设专职丞相，三省长官都负有丞相之责，当了中书令就等于当上了丞相。任命来得意外，他没有心理准备，也想不太明白，自己不是皇帝的三亲六故，没跟着人家打天下，更缺少过硬事迹，怎么就成了丞相呢？现在想来，他的敏感让人费解，怎么看怎么迂腐，官场不是小孩过家家儿，遇到机会，还有人客气么！他却客气，对丞相岗位，心存畏惧，总觉得自己无功受禄，浪费了领导的盛情，有“滥荷宠荣”之嫌。他的压力日日滋生，且连绵不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皇帝欣赏他的文采，更看重他的忠诚，多次夸他“弘厚忠谨”，公开表示，“吾亲之信之”，并对他给予了重点关照。晋王被立为太子后，李世民选派多位重臣予以辅佐，其中，也想到了岑文本。皇帝的意思是：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让岑先生在太子身边兼个职，以便留个好印象。这本是美意，对岑先生的前程大有好处。他却不愿意，认为自己当中书侍郎已很勉强，没能力再干兼职。他表示：“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李世民很感动，对岑先生给予了更多的亲近和信任。中书侍郎本来编制2人，因为信任，皇帝只让他一人在岗，独个掌管机密；岑先生有个弟弟，喜欢交友，身边多有不肖之辈，李世民不高兴，本想让这家伙远离京城，但照顾岑文本面子，没采取组织措施。
因为追求完美，他不堪重负也无力解脱
他有理想，又极认真，对待每项工作，都亲自动手，哪怕呕心沥血，也要力求最好。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谁都不可以通吃一切。孔子所谓“君子不器”，不过是个目标而已，连他自己都有弱项，也只能是器。反过来说，人如果是器，也很不错，至少还有一种用途。岑文本对完美的追求，给自己增加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他长于码字，笔下功夫无人能比，其他才能却不出色，说到底，也仅是一器而已。最初的年月，岑先生是得意的。那时，政权初创，公务繁忙，他在中书舍人任上，专管草拟诏诰，书写文件。最忙的时候，他叫来几个书童，自己口授，童子们分头去写，几份不同的文件，“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后来，中书侍郎出缺，李世民亲自提议，任用了岑文本。此前，吃这碗饭的叫颜师古，该人的爷爷叫颜之推，写过《颜氏家训》，至今仍在热卖。颜师古属大师级人物，当朝所有疑难问题，包括奇书难字，都得向他请教。大师在前，继任人家的岗位，难度可想而知。好在，岑先生不怯场，顶着压力，继续追求完美。期间，他还参与编写了《周史》、撰《氏族志》，受到过表扬和奖励。但是，中书侍郎及中书令等岗位，主要任务不仅是码字，还要议政、参与决策。他是靠写材料起家的，干别的手儿生，有些方面还是外行。这样一来，他追求完美的愿望不得不打些折扣。最让他苦恼的是，摸不透皇帝心思，所提建议总不贴题。比如，太子被废后，太宗问大家：时下什么事情最急迫？他认为教化最急，应该抓抓风气建设。别人却提出赶紧选立太子。显然，人家弄对了，他没搞明白。再比如，皇帝对太子人选犹豫不决，想听听大家意见，他积极推荐魏王李泰，有人却力挺晋王李治，结果李治当选，他又一次放了空炮。
对他来说，这段时光比较晦涩，压力沉淀心头，日子过得缺滋少味。现在想来，如果假以时日，以他的才智，扭转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有点儿背，命运没给他更多机会。贞观十九年，太宗率队征伐辽东，“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他豁出了命，竭力要把事情办好。可他没有经验，也不擅长类似事务，更重要的是，他心头负重过大，以至于“精神耗竭，言辞举措，异于平日”。李世民看出了问题，忧虑着说：“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岑先生于行军途中，“遇暴疾而薨”。
他是累死的，也是被压力击垮的。他的死值得读书人警惕，书生玩儿政治，有时并不是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