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毁誉参半的军阀
崇祯皇帝是一个性格极度暴躁，而且刚愎自用的人。在内外交困之际，他常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但是，陛下对史可法似乎是格外的宽厚，或许是史可法纯良和恪忠打动了这位冷峻的陛下吧。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崇祯十四年（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及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
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史可法的早年经历，我们可以得知史可法是一个对大明王朝极度效忠的臣子，一个儒家忠孝价值观的忠诚践履者，一位行政干才，但是对于军事指挥，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内行，当然，他在士林和政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支持，可以说，他是一位“名臣”。
正当史可法在浦口日夜操练他的勤王兵马的时候，噩耗传来了。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有两个从北京逃至南京的太监带来了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消息，南京官绅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悲痛归悲痛，国家也是一日不可无君啊！陪都南京一时间成为大明残余力量的政治中心，南都各部官员对于拥立新君一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按照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应该继承崇祯帝位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崇祯皇帝共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这三位皇子当时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议立新君只能从近支藩王中考虑。当时纳入考虑对象的是几个地位比较尊显的藩王：首先当然是福王朱由崧，另外还有他的几个叔叔辈的亲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万历陛下的爱孙，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所以说这四位王爷的血统都是很高贵的，只有潞王是万历的侄子，血统稍远。但是，就当时的形势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而且距离南京都很远，拥立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落实到可行的层面上，南京的官员们把目光都投向了不远处的淮安。
崇祯皇帝殉国之地！
在杰出而忠诚的路振飞总督的努力下，淮安成为了北方南下贵族的避难所，这些贵族包括著名的福、潞二王，这一对叔侄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者，南京的官员在拥立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分化为“挺福派”和“挺潞派”。多数大臣认为福王由崧品行恶劣，不足以君临天下。更重要的是他们忌惮福王的血统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他们想起了由崧那位厉害的祖母，几十年前，正是因为这位厉害的女人为自己的爱子朱常洵谋立大位，引发了朝野一系列风波，生出了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目前的朝臣大多数曾经与郑贵妃及其家族有过矛盾。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原因，他们就更加不愿意让由崧即位，不愿意被清算历史旧帐。于是，这一派人物积极开始活动，企图阻止福王上台，首先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縯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说的意思还是担心如果让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会算旧帐，搞报复，而这些朝臣都会成为牺牲品。在雷縯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游说、沟通下，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识后，他们致书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检视南京诸臣所说的不能立福王的理由，所谓的“七不可”倒在其次，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福王上台后可能搞的政治报复。
南京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是高度一致的，也有些人坚持“立亲”为原则的意见，这些人信奉的是儒家“亲亲”的伦理准则。都谏章正宸就力主拥立福王，他说，当光宗朱常洛为神宗太子时，他就是“国本”，现在光宗、熹宗以及崇祯皇帝三位陛下都已驾崩，都没有子嗣可以承袭，那么血统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理所应当地成为“国本”。章正宸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这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持守着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而并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
史可法确实是当时帝国在南方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他的军队驻扎于浦口，这是一支兵力并不强大的部队。同样是在江北，还有几支有着相当独立性，并不受史可法指挥的军队，前面我提到的高杰将军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类似于高杰的将军还有三位，他们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这四位雄踞江北的将军各自拥有大约15万的兵力，而且是久经战阵的军队，所以他们对于拥立问题的看法至关重要。其实除了这四位忠诚度很值得怀疑的将军，还有一个人的立场也很重要，他就是著名的总督路振飞，他也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是福、潞二王的现实保护者。
高杰和刘泽清对于立新皇帝的事情非常热衷，或许他们把此事看作一次崛起的机会，他们是主张“立亲”的，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拥立福王。他们在取得一致意见后，联合致书路振飞总督，征询他对于拥立问题的意见，并且希望他能积极参与。路振飞也是主张拥立福王的，他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路振飞的主张是很冷静也是很客观的，是超越了历史旧怨的。在当时，如果把“贤明”当作拥立的条件就有可能引发对贤明判断标准的大讨论，要知道帝国并不只是一个南京，会不会有帝国其他城市的将领就近拥立一个“贤明”的藩王呢？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明王朝内部的皇位争夺战，那么还奢谈什么收复失地呢？那么所谓贤明的潞王又有多贤明呢？二世潞王朱常淓确实没有什么恶习，但是所谓他的“贤明”，不过是一些对文学艺术等风雅之事的喜好而已，他在音乐、制琴、书法、篆刻等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成就。但是，大明当时需要的是能够拨乱的中兴雄主，而非金石学者，如果立了潞王也势必给一些野心家骚乱的机会。所以，拥立福王朱由崧确实并不是个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风险最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