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最为流行的《古论》《齐论》和《鲁论》三个版本中，只有《古论》为古文经，有明确的出现记载，为鲁恭王破坏孔子故宅后所得。鲁恭王刘余为汉景帝刘启与程姬的儿子，汉景帝前二年（前155年）被封为淮阳王，吴楚七国之乱后被改封为鲁王。刘余说话有些口吃，不善言辞，平日喜欢听音乐和养马。此外，他还有个比较奢侈的爱好，就是修建宫殿和别苑，倒是符合他闲散王爷的身份。抵达曲阜之后，刘余于景帝末年（一说为汉武帝时期）选定了春秋时期鲁僖公所建“潺宫”旧址大兴土木，为自己盖一座豪华的宫殿，结果就把孔子故宅纳入了拆迁范围。拆迁队进入孔宅后，在拆除一段墙壁时，发现了一些用通行于六国的古文字书写的战国时期书籍，即所谓“壁中书”。鲁恭王得知此事，便急忙赶往孔宅一探究竟。不料刚进入宅内，他便听到四周传来琴瑟钟磬等乐器奏鸣声。见到此异象，刘余心生惧意，立即下令停止拆建，将孔宅恢复如初。
“壁中书”抄写于战国时期，包括了《论语》等数十篇，其中《论语》便是《古论》，乃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藏入墙壁中，后经孔子十世孙孔安国整理传之后世。从发现典籍的角度来看，鲁恭王刘余也算是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
《齐论》和《鲁论》为今文经，出现的时间尚无明确记载，古今学者持两种观点，一派认为《齐论》和《鲁论》早于《古论》，另一派则认为它们晚于《古论》，至今尚无定论，但都应不晚于汉武帝时期。至于两个版本的流传，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传《鲁论》的名家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传《齐论》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等。
《古论》《齐论》和《鲁论》篇目、内容大体相同，文字稍有出入，区别主要在书写文字和篇次方面。《古论》属于战国时期古文本，《齐论》和《鲁论》是用汉朝隶书书写。《鲁论》二十篇、《古论》二十一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与《鲁论》内容大体相同，只有《子张》篇分成了两篇，《齐论》则多了《问王》《知道》两篇。
如前所述，西汉时期，各个版本《论语》的出现虽有利于孔子思想的传播，但版本之间文字、章句存在差异，导致各家的解释和传承又有不同。这既对《论语》的进一步传承造成一定困扰，也不利于汉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一统的国家政策，于是在西汉后期，安昌侯张禹编纂了《论语》修订本。根据《汉书》记载，张禹传习《鲁论》，同时问学于传承《齐论》的琅邪王阳、胶东庸生等人，在教授尚为太子的汉成帝刘骜之时，编定了《论语》作为教材，是为《张侯论》。张禹编纂《张侯论》，以《鲁论》为底本，兼采《齐论》的章句解说，删去了《齐论》中多出的《问王》《知道》二篇，并整合了文本和各家之说法，被视为《论语》结集的一个里程碑。由于《张侯论》是太子所修习的《论语》版本，也就成了官方认定的版本，自此之后，天下儒生开始研修《张侯论》，《鲁论》一家独大，研习《齐论》及其他版本的人愈来愈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汉末的熹平石经将《张侯论》作为底本。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又进行《古论》校订，一一注明两版本之异文，是为《论语注》。至三国时期何晏等人编纂《论语集解》，将《鲁论》和《古论》异文完全混淆为一体，完成了《论语》今古文的融合，一直流传至今。
海昏侯曾学习《齐论语》
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论语》距今最早的抄本，目前刊布有一枚竹简的正反面照片，背面有“智（知）道”二字，正面共24字，为《齐论·知道》篇的篇首，内容为：“[孔]子智（知）道之昜（易）也。昜（易）昜（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就学术价值而言，它不仅体现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传播逐渐兴盛，皇室教育中儒家经典地位越来越高，也展示了《齐论》的真正面貌，为后世了解《论语》的形成和流传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
海昏侯墓出土竹简，专家们在对5000多枚竹简进行剥离、清理、扫描后，辨认出竹简中有《论语》《 易经》《 礼记》《 孝经》 等儒家经典，还有《六博棋谱》《悼亡赋》及养生类医书
至于为何海昏侯墓中会出现《齐论》，《汉书》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来自于海昏侯刘贺的老师——西汉时期传习《齐论》的唯一名家王吉。刘贺还是昌邑王的时候，王吉担任昌邑中尉，二人关系颇为密切。他曾向刘贺教授《诗经》《论语》《礼记》《孝经》等，墓中出土的《齐论》自然应是来自于他。此外，他在刘贺前往长安继任皇位的时候，也曾用来自《论语·阳货》的文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予以劝诫。从后来刘贺狷狂的性格和失节的行为来看，王吉苦心传授的《齐论》和其他儒家经典，在他那里只是左耳进、右耳出，早已抛诸脑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