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人物?
整个三国文学（196-265）阶段，以曹植的逝世，文学陷入沉寂，此后被划分为”建安文学“（196-232）和正始文学（233-265）。整个正始时期的文学，较之建安文学的“数以百计，悉兹国矣”的彬彬盛世相去甚远。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和战争对文人无情的迫害，加之有了玄学质胜言的理论做引导，文学氛围凋零殆尽，仅剩小规模的社团，主要社团有两批，一批“竹林七贤”，一批“正始名士”。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正始名士指王弼、夏侯玄、何晏、钟会、荀粲、裴徽、傅嘏。其中还有很多不是文人，只是名士，是吹牛专家，也还有山涛，王戎这种连吹牛都不吹的人也混迹其中。真正代表着正始文学的，就只是阮籍和嵇康了。
不单只是文学创作人才凋零，文学的地位和思路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上讲我们说到，建安时期，文章被认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行文的主旨都是积极向上，重视人文的修齐治平的文化理念。而到了正始时期，时俗放荡，风教陵迟，文人没有了那种匡世救国的责任感，对积极入世观念也是避之惟恐不及，文学上也体现着深刻的恐惧、黑暗与消极。
下面我们着重说下正始文学最具代表，且最伟大的两位文人吧。
1、阮籍
阮籍是最具代表型的正始文人，也是最伟大的正始文人之一。他从弱冠之年，就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怀抱着满腔热忱，一心要报国安邦。“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岂为全躯士，效命争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可谓激昂文字，意气风发。然而在他正欲报效朝廷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高平陵之变，文人名士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一时报国无门的他，心灰意懒，逐渐憎恨起自己所学的修齐治平毫无作用，反倒生了隐居的念头。在隐居期间，通过不断地打击那些高居官位的讲着满口仁义理智却依附权贵的虚伪儒学学者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他笔下曾描写过无数个类似“洪生”这种虚伪儒者“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忠出，复说道义方”的卑鄙形象，但这种诗文大多写得很隐晦，旨在讥笑，却又不敢得出什么结论，只说“委屈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当然，在隐射暗骂之外，阮籍也曾享受过这种隐居似的生活，写下“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等隐逸之情的诗。
如果说这时候的阮籍还是年少气盛，边隐居还敢边针砭时弊，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突然就脱胎换骨，换了副模样。在高平陵事变之后，王陵、毋丘俭、诸葛诞等人不满司马氏的独裁，奋起反抗，尽遭屠杀，名士夏侯玄，李丰等谋划废除司马氏亦遭灭门，当朝大儒蒋济曾委身于司马氏，落得呕血而亡的收场。惨淡的政治环境让正始文人皆噤若寒蝉，无论是官高还是权重，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都得到一样的下场。阮籍再也不敢讥笑任何人了，他开始忧心忡忡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从此处事“至慎”，“口不臧否人物”，“出言玄远”，佯狂疯癫的过了下半辈子。“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忧。”他内心的苦闷，沉重，跃然纸上。阮籍留存的诗歌作品《咏怀诗》八十二篇中，这种担惊受怕，忧生忧死的就占了绝大部分。
然而，灾祸不是说躲就躲得掉的，树大招风，象阮籍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才怎么可能掩盖得住呢？所以，司马氏从来就不忘记对他进行定期考察，并拿各种手段试验他，尽管他能佯狂避官，佯醉逃婚，但司马氏最终是不会放过他的。在263年，司马昭走上自己最辉煌的舞台，并指定阮籍起草进位之文，借醉推脱不得，在司马昭的淫威之下，阮籍最终不得以在半醉状态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劝进文），尽管这篇一笔成文的酒后文章，被后世人认为是“神笔”之文，但这更是阮籍心中最痛苦的事，在他看来，这就是他向司马氏递交的投降书，也是对挚友嵇康的亡灵献上的叛逆书，仅数月之后，阮籍不堪其苦，郁闷至死了。事实上，大多数正始文人与着阮籍有相同处境，阮籍就是最宣明最典型的正始文人的代表。
阮籍的著作中，还是以诗文最为著名，《咏怀诗》全以五言绝句行文，蕴藉含蓄，自然飘逸。诗句取材随意，信手拈来，便成文章，且不雕琢，浑然天成，古朴自然，命意旷远。历代诗评家都认为，“五言诗句，曹植以下，唯论阮籍，皆属上品”。更有夸张如王夫之所说：步兵《咏怀》，自是旷代佳作，远绍《国风》，近出入与《十九首》，而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总之，无论怎么说，阮籍确实是整个正始文学当中最璀璨耀眼的文学巨星。
说完阮籍，大家似乎觉得既然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而且多数文学遭遇与之相仿，那其他人也不值得再赘述了。可事实上，正始时期，有位比阮籍名气更大的文人名士，这就是有着“一代伟人”之称的嵇康。我们也来简单了解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