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一战把张学良打怯了 苏联拒绝张学良访苏
1990年，张学良用5个月的时间向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段口述历史整理后有7万多字，而在这7万多字中，关于中东路事件仅仅139个字。
这个张学良不愿多谈的事件,不仅仅是苏方胜利、中方失败这样简单的结果，也不仅仅是造成中国“雄鸡”版图上的“鸡冠”——黑瞎子岛被占近80年之久。它的发生给张学良留下了太多的遗患，以致在一段时期内深刻地影响着张学良的政治判断和决策。
中东路一战把张学良打怯了
主政东北后，未及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连干了几件大事。世人一次又一次地将目光聚焦在这位年轻的少帅身上，此时的张学良可谓志得意满。
而这一时期，北伐战争刚结束不久，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南京国民政府倡导的“革命外交”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世人关注的目光中，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他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让他时刻感到不舒服的中东路上。此时，他听到了这样的传言：苏联(为读者阅读方便，本文中前苏联仍称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苏维埃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单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有了这张所谓的底牌，张学良信心十足，开始着手于解决中东路问题。
张学良采取的策略是先礼后兵，在同苏联进行了数次谈判不见效果后，他决定“吓唬一下苏联”，向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发出挑战。
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军确是一支实力很强的队伍，其装备在国内堪称翘楚，张学良对此也颇为自信。所以当蒋介石提议必要时可以出兵协助东北军时，张学良婉拒。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对俄战事，兵力充足，无劳中央军必要，但望在军火弹药上予以接济。”这其中固然有张学良不想让中央军趁机进入东北的原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实力是相当自信的。
战争初期，张学良满以为可以顺利地从苏联手中夺回中东铁路。但在大规模武装冲突爆发后，东北军却连连失利，节节败退。信心满满的张学良在5个月的坚守后，不得不在12月20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与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收回中东路权益的美好愿望招致了战败的耻辱，这样的滋味让张学良感觉挺难受。
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第一次大的对外军事行动。战争的惨败无异于给意气风发的张学良当头一棒。此番受挫，是张学良主政东北以来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而这种挫败感一直延续到“九一八”事变。
因为有了中东路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九一八”，张学良不敢再贸然行事了。在他看来，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而东北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东北军尚且失败；“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早已作好充分准备，东北军孤军奋战，取胜又谈何容易？同时，张学良心中还有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比较：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其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部被歼。日苏相比，日军战力明显强于苏联，那么，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更何况要面对比苏联更加强硬的日本人了。所以，“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孤军作战，做出“无谓的牺牲”，因而提出了“全国抗战论”。诚如他所言:“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没打先有怯敌之心，不能不说与当年中东路的惨败有直接的关系。
苏联拒绝张学良访苏
中东路事件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张学良与苏联的交恶。本来，东北与苏联就是“往日有冤，近日有仇”，宿怨已久。早在1927年4月，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曾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开创了民国史上搜查外国使馆、逮捕外交人员的先例。同时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杀害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李大钊，这使得苏联对张作霖留有极恶劣的印象。而张学良又步其父后尘，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回中东路，引发了中东路战争，此举自然更加深深得罪了苏联人。
苏联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活动的前奏，并有日本帝国主义做后盾。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对待张学良的态度上，苏联不断翻出中东路事件这笔旧账。
1933年4月，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在痛苦和彷徨中下野出洋游历欧洲，寻求救国道路。1933年7月，张学良在巴黎意外地遇见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这又使他产生去苏联考察的愿望。张学良喊了多年的反苏、反赤，实际上对共产党一无所知，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实地考察一下苏联。正如他在1990年回忆所说：“我也想到俄国去看看。看看共产党在俄国干了些什么，当然，我对共产党是一无所知，但我想看看那个国家的政治怎么样了。”
张学良有意亲自访问莫斯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与苏联政府接触，在东北抗日问题上达成谅解。因为马占山等在抗战失利后曾退入苏联，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并于 1933年由莫斯科转道欧洲返回中国。5月8日，张学良曾电邀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在罗马会晤。相聚时，张学良与马占山等人就今后东北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要在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必须设法先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会造成极大的困难。
为出访苏联，张学良先是通过他的好友、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联系，表达要去苏联访问的愿望，申请办理赴苏考察手续。同时，张学良还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然而，满心期待的张学良等来的却是苏联拒绝他访苏的消息。苏联当局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顾虑：目前日本关东军已经强占了东北三省，中日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苏联担心如果他们邀请前东北的统治者去访问，将在远东国际关系中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引来苏日之间的外交纠葛。
其实还有两个深层原因，苏联无法明说。一个就是，当年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已让苏联人认定张学良是一个反苏人物；第二个原因是，斯大林对张学良丢失东北很是不满，认定其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在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心中，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西北大联合”让苏联生生拆散
1935年，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将他推向与红军作战的最前线。在与红军交战连连受挫的情况下，张学良开始从拥蒋“剿共”抗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他决心退出内战，与共产党联络，并逐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与中共进行了著名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基本上完成了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叛，完成了由随蒋“剿共”到容共联共抗日的重大思想转变。逐步就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此后，张学良开始积极付诸行动：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组建东北学兵队，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抗日同志会，自己出钱办《西京民报》等等。甚至在1936年6月，张学良还向中共联络员刘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以共谋义举。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中共领导人都倾向于接受张学良的要求，但此事关系重大，中共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征求意见。
7月中旬，中共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回电，电报含蓄地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并称:“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
由于电报并未明确反对与张学良的联合，所以，西北大联合计划仍在积极进行之中。同时，张学良与已经进入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配合，开始共同为实现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展开军事行动。但就在此最关键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重要变化。共产国际于8月15日又发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直接批评中共中央支持国内军阀的反蒋行动，强调不能信任张学良。特别说明：“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指瓦窑堡会议决议)，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电报主张：“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永久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受苏联操纵的。所以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张学良的满腔热情被苏联和共产国际泼了一盆冷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关系，特别是西北大联合的设想，陷于流产。
西安事变苏联大骂张学良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有一个思维定势，即苏联会支持自己的兵谏行为，而且张学良判断苏联一定会对他的行动大加赞赏。这种判断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他对苏联政治观点、国际处境、与中共的关系、与日本关系的分析和估计。他认为，苏联是主张抗日的，抗日是苏联的国策，西安事变的核心主张是抗日，这和苏联的观点是一致的，与苏联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相一致；苏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导和后盾，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同志加兄弟，扣住了追杀他“兄弟”的元凶，苏联没有理由不赞同。张学良以此判断，苏联对他发动的以抗日、联共为主要目的的西安事变，一定是站在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上。
然而，事实正好与张学良的判断大相径庭。苏联在西安事变之初就明确表态，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12月14日，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社论和评论，将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说成是对革命的“叛变”；是盗用抗日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投机”；抨击张学良是受亲日派汪精卫挑动，才起来“反对中央政府”；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际上是制造国家分裂，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张学良军队起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在于中国亲日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利用事件以便轻易地使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出这样的社论，连当时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都觉得过火了。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也发表文章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第一条就是:“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12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就西安事变向南京政府正式声明:其一，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其二，苏联政府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莫斯科的种种声音传到西安，无疑是给被包围在谴责声中、给只剩下苏联这一线希望的张学良当头一棒。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联共抗日，捉蒋一举可尽释中东路事件之前嫌，取得苏联的谅解，以遂多年联苏之夙愿。怎么也没有想到苏联会这样对待他，骂他是汉奸，和汪精卫并列，是分裂祖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帮日本灭亡中国，这是张学良万万不能理解的。
面对种种斥责和谩骂，张学良伤心、气恼、不解。他问中共中央派到西安的联络员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连续几天，苏联的广播仍然是这个论调，持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电台正在广播，张学良对刘鼎说：“你听见了么？ ”表情十分愤懑。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产生了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有关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待我。”
张学良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发动西安事变，拥蒋抗日，在战略和政策上均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一致，但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支持和同情张学良，无论是公开还是内部，无论当时还是以后。
对此，很多人包括张学良本人都十分不理解。但有些人却看得很明白，苏联对张学良的仇视是非理性的，对张学良的态度还是“从过去的回忆和感情出发”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东路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