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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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萧何月下追韩信”

1924年10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得异常激烈。郭松龄率第3军从正面的平地仰攻山海关,韩麟春、姜登选率第1军从侧面在山海关西南方的山地向长城各个隘口进攻。第1军先传捷报,攻入了九门口和石门寨。在军事会议上,张学良提议暗中从山海关正面战场调出5团精锐,由郭松龄亲自指挥,增援石门寨侧背战场。姜、韩不愿郭松龄来“抢功”,无奈这一决策既是正确的,又是张学良提出的,只好表示赞同。

会议结束时,韩麟春对郭松龄说:“这计谋好啊,你也好露露脸,也可以立功嘛。”郭松龄脾气倔强,自尊心又极强,听了韩麟春这句风凉话,脸色陡然大变,忿忿地说:“我郭某从来不沾别人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说完掉头就走,冲动之下,他将带来的5个团也撤走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片刻,姜登选才打破沉默说:“这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大胆妄为,该当何罪!”姜登选后来派韩麟春到张作霖那儿告了郭松龄一状,由此种下了郭松龄仇恨姜登选的种子。姜登选后来当上了安徽督军,抢了郭松龄的位子。姜在逃离安徽返回奉天途中,遭到郭松龄扣押并被处死。姜和郭曾经同是朱庆澜的部下,而姜在奉系集团有着很高的威信,姜的被杀可见郭的心胸狭隘。

张学良得知郭擅离职守后,连夜策马加鞭追赶郭松龄。在九门口的一个小旅店,张学良追上了郭松龄。张学良来不及喘口气,便对郭松龄说:“茂宸,咱俩到后院,我跟你说几句话。”到了后院,张让郭坐在一个板凳上,说:“茂宸,你要干什么?从前,我是你的学生,可今天不同啊,我现在是你的长官,没有我的命令,你擅自率领部队撤离石门寨,破坏了整个军事部署,这怎么行?现在,我身上什么也没带,你要抗命,就开枪把我打死!不然,就得服从我的命令!”

郭松龄看着张学良,眼中慢慢流出了眼泪:“我违犯了军法,现在只求一死!”

张学良提高了声音:“你真愿意死?你要给我争脸面?这很简单!那你上前线***,何必让我处死你!你率部跟敌人去拼,战死不是比处死你好嘛!”张学良说着,自己也泪流满面,拉着郭松龄的手,说不下去了。就这样,在战局紧要关头,张学良重演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总算把固执的郭松龄追了回来。

郭松龄在愤激之下,置生死于不顾,督率所部,勇猛攻击,一口气打到了秦皇岛。

调转枪口,七万大军开往奉天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现在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据何柱国回忆: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后来杨宇霆、姜登选将苏、皖丢失,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此时,郭松龄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张学良没有在意。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

1925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

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双方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郭的夫人韩淑秀亦出席会议。郭痛陈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说:“在老帅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现在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次绝不参加国内战争。”郭松龄拟定好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从己愿。与会将领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大家相继在第一个方案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唯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30多人犹豫不决,有的人还表示了反对。郭松龄将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最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活!”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 11月23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一场血战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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