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名：《中国通史》
作者名：钱穆
整理者：叶龙
《中国通史》由钱穆讲授，叶龙整理。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
钱穆曾分别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新亚学院讲授过《中国通史》。在北大讲授时，常常是人满为患、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更加火爆，以至于钱穆先生上讲台都需从学生课桌上走过去。
钱穆主张讲历史要将背后的原因讲清楚，因此这本《中国通史》并不侧重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侧重于讲清楚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让人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广义的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狭义的历史指的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本书《中国通史》研究的即是狭义上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历史不是过去的人和事的堆砌，而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黄帝时期，存在的问题是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黄帝部落先后打败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并和炎帝部落合并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
到夏商周三代，存在的问题是，松散的部落联盟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解决的办法是发明了分封制，建立天下体系。
周代后期，分封制也逐渐暴露出问题，并直接导致了周代的覆灭。
于是秦统一六国，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以此类推，每一个新朝代的兴起，都建立在解决前代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因此，有人说，历史就是不断推翻与被推翻的过程。然而，历史不是简单的单曲循环。
在推翻与被推翻的过程中，旧的问题得以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人类社会便在其中实现螺旋式发展。
历史包括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包括追忆、口说、遗留器物与地下发掘）和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已知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
那么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可信吗？
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靠口耳相传将本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一代代传下去，也叫作“传说的历史”，比如说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就是通过一代代人口耳相传而保存下来的“传说的历史”。
传说的历史在传递过程中难免会掺进些神话的成分，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这段历史的真实性。那么，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钱穆在《中国通史》中沿用了司马迁的说法。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开始记述，五帝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西方人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钱穆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分期。
第一个时期是石器时期，石器时期又分为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铜器时期（文字出现）；第三个时期是铁器时期；第四个时期是电器时期；第五个时期是原子能时期。
将中国历史各时期与这一分期进行对应，大致为：石器时代为黄帝至尧舜禹；青铜时代为夏商周；铁器时代为春秋至明代；电器时代为清代；原子能时代为民国时期；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应该是互联网数字时代。
钱穆是上个世纪的人，很遗憾他看不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虽然作了以上的分期与对应，但我们在讲中国历史时不一定要拘泥于此。这便如钱穆所说：讲历史必须分期，但不能严格分期。
传说中国的文字最初是由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这个说法不全对。
和语言一样，文字的最终目的也是用来交流。既然是用来交流，就需要与群体内的其他人达成共识，以便大家都能够辨识和理解。在黄帝所处的历史时期，除了黄帝部落，还有炎帝部落、蚩尤部落等大大小小的部落。在融合之前，部落之间相互敌对，就算仓颉创造了文字，那也不过是黄帝部落内部通用的文字。
炎帝部落、蚩尤部落等其他部落的一部分，或早或迟将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不然，如何解释在中国范围内，除了汉字，还有藏文、满文、回文、朝鲜文等文字？
随着历史的发展，最初创造的文字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字，直到形成文字的一个封闭体系。再经过很多时代许多人的积累，才最终成型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字。所以，中国的文字并非由仓颉一人所创造，而是经过许多时代许多人积累合成的发明。
文字的发明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文字出现前的文明由于依赖于人的口耳相传，在传播的广度、深度、准确度和完整度上，都受到人类活动范围和记忆理解能力的影响，以致于文明发展缓慢。
文字发明后，人类文明的传承不再单纯依靠口耳相传，也突破了时空限制，从此，人类文明发展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加速度，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向前发展。可以说，文字是人类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没有之一。
统一与分裂是历史发展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统一时好，分裂时差；整体来说，无论分裂还是统一，历史都在进步。
人们常常说的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是对秦代到清代这一历史时期的统称。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真正的封建社会应该是夏、商、周三代。自实行郡县制的秦代开始，中国就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封建即分封建制，也就是分封制，就是宗主国把天下土地分封给诸侯自主治理。夏商周三代均采用分封制，被分封的叫诸侯，诸侯到封地建立的自治政府，叫诸侯国。诸侯国自行掌管军政、经济文化等事务，对于宗主国，诸侯国只需每年进贡一定数量的财物即可。
诸侯死后，由子孙世袭诸侯封号和封地。因此，分封制有三个属性：一是给诸侯分封土地；二是诸侯封号和封地可世袭；三是诸侯自治管理封地。
秦代实行郡县制，不再分封土地，全国所有的土地皆属于中央政府。郡县官员由朝廷任命，按照朝廷统一要求治理郡县，地方财政税收要上交朝廷，官员不得私留。
官员任职到一定期限就得离任，继任官员由朝廷另行选任，离任官员子孙不得继承。一不分封，二不世袭，三者郡县不自治，所以，秦代以后中国各朝代均不再是封建社会，而是郡县制社会。虽然西汉和明代实行分封制，但那已经不是原来的分封制，全国范围内主要还是实行郡县制。
所以，秦代至明清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郡县制社会。
天下共主是由周代创立的利益共同体。
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他的儿子启，启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夏朝。政治上，夏朝分封了夏族十一支姒姓部落，夏是天子，这些部落便是最早的诸侯。经济上，这些被分封部落要向中央王室缴纳贡税。
商汤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后，也实行分封制，后来灭掉商朝的周朝最初就是商朝的诸侯。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仍旧采用分封制，还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安阳。
周代共封了两百多个诸侯，在这些被分封的诸侯中，有本家宗室，有外戚，还有夏、商、尧、黄帝、神农的后裔。诸侯和周王朝相互约定，诸侯遭到外敌入侵时，周天子需联合其他诸侯予以支援，天子都城遭到入侵时，各诸侯也要予以援助，这便是最开始的天下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周王朝为天下之主，和各诸侯国休戚与共，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天下共主中的“主”最开始指的是周王朝，后来周王朝实力减弱，无力维持这个天下体系，于是出现春秋战国的诸侯称雄争霸的分裂局面。到这里看似天下体系已然崩溃，但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王朝后，这套天下体系又被继承下来。
不过这个“主”不再指某一个政权，而是具体的人，也就是皇帝。从此，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土地，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的，为何还要分封给他人，而且分封会导致战争，春秋战国便是前车之鉴。
于是，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施行郡县制。郡县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天下体系得以维系了两千多年，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无论是中原人执政，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这套天下共主体系贯穿于每个朝代的始终。
也正是有了这套体系，中国有别于欧洲，成为一个历史无断代的文明古国。
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共持续了500多年。
平王东迁后，周王朝权威大大减弱，诸侯不再听从天子号令，周王朝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春秋时期由此开始。春秋时期，群龙无首，诸侯国之间谁也不服谁，于是相互兼并征战，烽烟四起、战火连天，最终演变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
春秋和战国这两个历史阶段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诸侯国数量上，更体现在战争目的上。春秋时期，虽然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但大部分战争并不以灭国为目的。以齐桓公等春秋五霸来说，战争的目的主要是称霸诸侯。
而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占领土地和人口。如赵灭中山国，齐楚魏灭宋国，秦灭六国。战争的目的很直接，就是要灭掉对方。
为何春秋和战国的战争会有如此不同呢？
春秋时期虽然几个主要的诸侯国国力增强，但还没有强到能够挑战天下共主的旧有秩序，也没能力发动大规模灭国战争。我想灭掉你，但我的实力还没达到碾压你的程度，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迫使其他诸侯国承认他是霸主。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大增，拥有灭掉对方的实力。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彻底将对方消灭，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所以就不能再满足于当老大。一言不合就灭国，只有灭掉对方，自己才是安全的。
秦代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一统”指的是全国一个政府、一个元首、一套政治体系。秦代以前的夏商周是封建一统，从秦代开始是郡县一统。
秦代的统一，不单是武力征服的结果，更是自孔子、墨子以下几百年学术思想，以及平民社会希望统一的愿望促成了秦国的统一。
秦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历史新阶段，体现在以下四件事上：
奠定了中国疆域版图格局，中国版图自秦至今变化不大；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消除了民族之间华夏戎狄之分，成为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社会；中国至此有了统一的新政治制度；秦朝分为四十二郡，郡下再分县，郡县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到一定任期就得轮换，而且不能世袭；郡县制的实行，打倒了地方割据的观念，彻底破坏了封建制度；中国的学术思想至今仍有传统性；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主张平等思想；活在现实的世界。秦代的大一统和秦以后其他朝代的大统一不同。像西汉、隋唐只能叫大统一，而不能叫大一统。
秦代的大一统不同之处在于，秦代不仅完成了领土意义上的统一，还完成了文化和思想意义上的统一，将各国的文化、思想都统一到秦国的标准上来，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都在统一的基础上得以传承。此后的中国，无论经历怎样的分裂，最终还是以秦代建立的政治、文化、思想秩序为模板完成统一。
因此，秦代虽然二世而亡，但它确实是个伟大的朝代，秦始皇是个伟大的皇帝，伟大就伟大在他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性格特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和思想上的繁荣景象，这就是百家争鸣。
一般情况下，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年大都只剩下灾难和杀戮的灰暗。为何周代末年却是如此繁荣兴盛、生机盎然？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东周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无力再进行思想控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天下不再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准则。
“礼崩乐坏”同时打破了统治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致使“私学勃兴”，比如说孔子开坛讲学成就七十二贤人。在思想自由的环境里，掌握的知识多了，也就更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和学说。
另一方面，当时诸侯各国热衷于争霸，对学术思想采取宽松的政策。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需要借助读书人的力量完成霸业，对读书人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
这就为读书人著书立说、发表个人见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后来秦代及以后的朝代，为了便于统治，采取高压政策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缺乏思想和言论自由，中国两千多年来均未再出现第二个百家争鸣的盛况。
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烧毁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是为焚书。第二年，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在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是为坑儒。
焚书都烧了哪些书？为何要烧？
一种说法是，焚书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认为自己比三皇五帝都要利害，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
其次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歌颂六国先王。
以上论述说的不过是表层原因。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秦代的开创者和大政治家，不会度量如此之小。焚书坑儒的实质是秦始皇为巩固统治而发动的统一思想的运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都颁布一系列新政，这些新政虽然在强力推行下得以实施，但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重要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因此，仅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自上而下都行得通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在看待问题时，如果仅仅从表象去分析，往往会得到一个粗浅的结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理清事物的底层逻辑，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胡人部落联盟。五胡汉化是随着五胡乱华而来的。五胡乱华，是中国西晋时期北边众多游牧民族内迁，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
在这期间，五胡逐渐被汉族先进文化同化，开始汉化，其中最成功的是鲜卑族的汉化。
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极力推行汉化，并下达了五条规定：禁止鲜卑人穿胡服；禁止讲胡语；禁止北魏的人归葬；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
五胡的汉化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一次民族融合。但是，我们要将五胡汉化和五胡乱华分开来说，五胡汉化是民族融合，五胡乱华则是侵略和杀戮。
有学者要求将“五胡乱华”改成“少数民族南下”，网上对此褒贬不一。现在这几个胡人部族已经演变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说五胡乱华似乎有伤民族感情。因此，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改成“少数民族南下”并无不妥。
但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来看，这样改动不妥。在汉化之前，五胡与中原并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因此，五胡是异族，五胡南下进入中国，是外族入侵，是来杀人和抢东西的。对于敌人和强盗，如何让人将其当作兄弟？
历史有其特定性和局限性，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定义历史，不然，秦桧就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大英雄，岳飞将成为破坏国家统一的大罪人。显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人们的认知。所以，还是沿用以前的说法为好，以免贻误后人。
在人们的印象里，唐宋文化繁荣昌盛，诗词散文更是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何来文艺复兴之说？
唐代确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唐代前中期政治昌明、文化繁荣、思想开放，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但唐代后期自安史之乱后，便一蹶不振，进入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读书人骤减。到了宋代时，已经没什么读书人。没有读书人的社会，便是一个野蛮的社会。
社会发展得靠读书人，治理国家还得靠读书人。于是宋太祖奖励读书，规定不杀读书人，士人犯法不杀。同时兴办学校，公立的叫国学、州学、县学，私立的叫书院。到宋仁宗时，人才兴盛，文学、艺术、思想、哲学等大为兴旺。
和尚和寺院对宋代文艺复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宋代宰相范仲淹、大教育家胡瑗都曾在寺院读书。五代时，和尚不但自己写作经典、作散文、古文，也提倡韩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因而宋代出了许多读书人。
宋代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觉醒，从这时开始，读书人（士大夫）开始有以天下为己任，心忧天下的文化自觉。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这种文化自觉的体现。
这种思想上的复兴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对宋代文化自觉的传承和发扬。
这里所说的对外，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对外。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策略就叫对外政策，比如说合纵连横；秦汉时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或和亲叫对外政策，比如说秦代北击匈奴、西汉与匈奴和亲。历史时期不同，对外的含义不同。
如果说战国是一盘棋，那么下棋人就是苏秦和张仪。苏秦说服六国联合起来牵制秦国，避免各国被秦国各个击破，叫作合纵。张仪说服秦用远交近攻的连横谋略瓦解六国联盟，是为连横。
传说苏秦和张仪同是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先去见秦王，劝秦王攻打六国，秦王不听。回到洛阳后家人都看不起他。于是苏秦悬梁刺股，再次发奋苦读，学有所成后说服燕赵等六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六国都请他做宰相。苏秦身悬六国相印衣锦还乡，洛阳民众万人空巷迎接他。
张仪毕业后到楚国游说，被人当作小偷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张仪去找做了六国宰相的苏秦，希望苏秦能帮他引荐下。苏秦为了刺激他去见秦王，故意让他受冷遇，并安排人一路上资助他到达秦国，并帮助他见到秦王。张仪成功说服秦王采用连横策略对抗六国，并当上了秦国的宰相。
合纵的结果是六国联盟迫使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连横的结果是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瓦解了六国合纵联盟，对六国各个击破，最终灭掉六国统一中国。
两个纵横家，凭着一己之力，左右了整个战国时期的历史走向。合纵连横了不起，提出合纵连横的人更了不起。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虽然苏秦与张仪的故事可能是假的，但合纵和连横的外交策略却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不一定是这两个人发明的。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令将原赵国、燕国、魏国、韩国长城连接起来，遂修筑西起甘肃临洮（táo）、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南进。
秦始皇能统一六国，可见秦国经济军事实力之强大。然而为何在面对匈奴时，要采取防御的措施而不将其灭掉？
战国后期，匈奴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对以农业为主的内地各族进行袭扰和掠夺。由于各国忙于相互征战，对匈奴都采取守势，在北边修长城并派军队戍守。
秦统一后，当时秦与匈奴交界处有很长一段阴山，阴山一带两面都是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均在匈奴管控之下，对秦的威胁仍然很大。所以秦始皇要修筑长城。
秦始皇修长城并不是消极防御匈奴。在修长城的同时，秦始皇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将匈奴逼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由于匈奴骑兵有机动性强的优势，且游牧民族流动性大，很难将其彻底歼灭。
为防止匈奴卷土重来，蒙恬的30万大军一直驻扎北边，威慑匈奴。匈奴为游牧民族，以马上功夫见长，长城能有效阻隔和防御匈奴的骑兵侵扰。
有了长城的阻隔，以及秦代驻军的威慑，匈奴不敢南下，于是秦代在阴山的河套地区开垦屯田，开辟三十余县，名为新秦中。后来待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中原进入乱世，匈奴才趁机强盛起来。
秦始皇对匈奴采用进攻和防御的政策，汉高祖则采取和亲政策。
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乘胜追击匈奴直至今山西宁武一带。当时正赶上寒冬天气，天降大雪，刘邦轻敌冒进，一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
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才得脱险。平城败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遂嫁女给匈奴单于，采取和亲政策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
匈奴为何一直热衷于侵略中国？
匈奴入侵中国并非出于政治野心，而是出于经济要求。匈奴以游牧为主，生产力低下，物产贫瘠，不产米、不产丝、不产铁器，酿的酒也不好喝。
当时，匈奴与中国敌对，没有贸易往来，匈奴需要这些东西，就只有到中国来抢。汉与匈奴和亲后，每年给匈奴送礼，同时与匈奴开关贸易经商，于是匈奴便没了入侵中国的理由。
后来有人挑唆离间匈奴与汉的关系，匈奴仍旧以流寇形式南下抢劫，搞得边境地区民不聊生。汉武帝时，决定诱歼匈奴，后因匈奴单于识破而失败，和亲也因此遭到破坏。后路已绝，防又防不住，于是改用挞伐政策开塞出击。
先是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国家建立邦交，断绝匈奴与西域的联系。从西域带回汗血马种，养了四十万匹马，同时鼓励民间养马。随后兵分两路夹击匈奴，匈奴战败后逃至蒙古，再一路向西逃到西域，再逃到罗马，变成今日的匈牙利人。
之所以秦始皇屯兵30万无法解决匈奴之乱，而汉武帝能将匈奴赶到欧洲，在于汉代与西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断了匈奴的退路。同时以骑兵对抗匈奴骑兵，遂将匈奴一举赶出亚洲。
安史之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一场政治叛乱，叛乱持续了7年，后被肃宗平定。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了唐代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由多种原因导致，最主要的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原因。政治上的原因是节度使统管军政财务事务，权力集中，又无相应制衡措施，导致节度使权力过大，为叛乱创造了条件。经济上的原因是48万边防军的军费开支拖垮了国内经济，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既然这样，唐玄宗为何要推行节度使制度呢？节度使的盛行背后是唐帝国对外战略由守转攻的一个信号。
唐太宗时期北灭突厥，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但是自高宗武后时期对外用兵基本趋于失败，武则天期间连年对突厥契丹用兵失败。到了唐玄宗时期更是四面受敌，北有突厥，东北有契丹、奚（xī），西有吐蕃，南有南诏。
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将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进行和亲，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唐朝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时，曾试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年再度“和亲”，但契丹、奚竟杀公主而叛，朝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
唐玄宗时，为防御突厥、契丹、吐蕃和南诏，在边疆设立了十个节度使，所谓节度使就是军队首长。开始的时候，节度使只管军队，地方事务另有行政长官管理。后来由于军队长期驻守边疆，为了能够有效的给节度使权利，皇帝授权节度使全权管理民政、财务和军政事务。
当时安禄山为平卢、范阳及河东三地节度使，还兼任营州都督，中国东北部大块土地均在他手中，拥兵18万，超过全国边防军三分之一。唐玄宗给了节度使兵权和地方财政权，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制约措施，于是发生安史之乱是迟早的事。
我们现在讲权力必须关进笼子，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没有限制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和动乱。
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因而得名。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被抢劫一空。
岳飞在《满江红》中悲愤地唱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可见靖康耻深深刺痛了宋人的内心。
靖康之耻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靖康之耻也是北宋软弱对外政策的结果。自秦汉以来，资源匮乏的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国都是虎视眈眈，正如上个世纪日本之于中国。
当年西汉为维护边境安定，与匈奴和亲，每年给匈奴大量钱财和特产。但匈奴并不满足，依然南下骚扰边境。西汉不堪其扰，汉武帝用武力才把匈奴赶出亚洲。北宋所面对的金国与匈奴无异，当宋金联合打败辽国后，辽国想与金国议和，金国最后还是把辽国灭掉了。
然而北宋并没有从辽国灭亡中汲取教训，还幻想通过议和与金国和平共处，当金国变本加厉时，仍然选择妥协，最终在靖康二年，北宋被灭国。
金国南下时，在黄河边用小船渡河，将骑兵渡过黄河时用了五天时间，步兵仍未赶到。这本来是宋灭金最好的机会，但北宋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后来在金国一再掠夺和北宋的一再妥协下，北宋终于被灭亡。
北宋经济发达、良马众多却被灭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例。如北宋采取强硬政策对待金国，未必不能取得胜利。为何北宋一直采取妥协政策呢？
对此学界有多种说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对内关系等方面。最根本的原因是军事不过硬，没有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你打不过别人，拿什么维护国家安全。
其实北宋初年，宋代有一支战斗力彪悍的军队，不然何以建立统一政权。宋代建立后，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是靠军事政变成的事，担心历史重演而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
先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的军权，而后在军队里实行轮换制，使得将领与士兵相互不了解。这样做虽然有效避免了将领拥兵自重、起兵造反的可能，但也降低了军队战斗力。由于彼此不了解，士兵难以在实战中领会和贯彻将帅的战略思想，从而降低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打铁还得墩子硬，兵不能战，加上宋太宗两次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朝廷也就没有底气采取强硬措施，只好采取求和给钱消灾的方式换得和平。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类似于现在的国立大学。隋代以后改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太学里，先生称博士，学生称太学生，也叫博士弟子。武帝时太学生名额为每年50个，由地方政府保送。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
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
年满十八岁，在太学读满一年的太学生可以参加考试，按考试成绩分为甲科和乙科。甲科者可以在朝廷做官，担任皇宫侍卫郎；乙科者可以回本乡做官，政绩好的还可被举荐到朝廷做官。
太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东汉建立者光武帝便是从太学毕业的太学生。这再一次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正确性。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于宋代。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有的置学田收租，以作为教学经费。
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郑州的嵩阳书院。
2017年出事的豫章书院是江西四大书院之一。
在宋代时，公立的学校叫作学，有国学、州学、县学之分。私立的学校叫书院。后来统称为书院。
私立书院的盛行，标志着教育不再由朝廷垄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各阶层知识文化水平，为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科举制是隋唐到清代期间选拔人才的制度。隋代以前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关闭了底层普通人步入仕途的通道，也限制了朝廷选拔人才的范围。隋代开始改为科举制，使得任何参加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逐渐僵化，采用八股文取士，后来科举制在清朝末年被废除。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官员顾况的极力称赞。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考取进士一等的，大多数可当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
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四个级别，最低的一级叫院试，由府、州、县的长官监考，考试通过后为秀才，然后是乡试，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的就是举人。再高一级的是会试，由礼部主持，考取的叫贡士，如果能考过这一关，就有资格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殿试。
殿试又叫廷试，由皇上亲自主持。凡能通过殿试的，至少也是个进士。如果谁能拔得头筹，高中状元，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还可以名扬天下。
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科举制逐渐暴露出弊端，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理由是科举制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导致了家庭悲剧，助长了官场腐败。但是，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在本书第一天的课程里说过，历史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九品中正制阻隔了普通人步入仕途的晋升通道，不利于国家选拔人才，科举制解决了这个问题，改善了用人制度。而且还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我国农业除耕种外，便是纺织。粟米和布帛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从唐代中后期开始，经济逐渐南移。经济南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粮食产区的南移，另一个是丝织业的南移。
粮食产区方面，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前，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据天宝年间记载，米粟产量最高的是河南、河北及关内、河东等地，然后才轮到江南、淮南，可见当时北方胜于南方。
安史之乱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收取租税，政府财政收入只有倚靠南方。唐以后至明清，南北方经济占比悬殊逐渐拉大，到清代乾隆年间，南北方漕运比例为十比一。
丝织业方面，黄帝时期中国就有蚕桑养殖。到了汉代，黄河流域的山东临淄、河南睢（huī）县成为中国丝织业中心。隋唐时期，北方丝织业发达，唐代丝织业最繁盛的是河南开封和安徽等地，而此时江南各州尚未有丝织业。
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元末。到了明初，丝织业开始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浙江、江苏、安徽成为丝织业重要产地，每年征用丝绢两万八千匹。自此，经济南移完成。
隋唐以前，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为何从唐代开始，经济中心开始南移？
主要有以下7个原因：
黄河水患，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文化；到西周时，黄河和渭水仍然用于灌溉；周定王时期，黄河开始出现水患，此后因黄河改道造成多次水患；宋代时，黄河水患尤其多发；黄河水患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农业耕种和蚕桑养殖。政治腐败；地方官员截留治水款项，致使朝廷花钱多而收效小；当宋与辽、夏对峙时，边境常受侵扰以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在金人统治时期屯兵圈人，致使北方农村生产荒废；蒙古军队残杀；宋宁宗时，蒙军攻破金朝河北、河东等州郡，两河、山东数千里范围内的人民被残杀，城池被烧毁，财物和牛马羊等牲畜被抢夺一空；元代政治黑暗；元代寺院僧徒常常侵夺民田，政府又创官田制，造成农民逃窜；元末北方残破；当时淮河以北，黄河以南极为萧条，几乎都成废墟了。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北方汉唐黄金时代，一去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