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义利观自古都是重义轻利的，追逐财富会影响社会风气，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盛衰。
春秋时晋国社会风气败坏，官员公开贿赂成风，国家混乱不堪终致灭亡。
可见社会风气对国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存亡。
唐人认为，国君掌握着移风易俗的权力，首先要修身克欲，然后用礼乐教化百姓，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兴盛。
他们强调道德和礼乐的作用，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社会风俗淳朴或败坏，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兴衰。
君主的行为会直接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是因为君主的个人行为容易被百姓和大臣们关注和效仿，“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一个时代的风俗，促使社会发生变化。
”那么君主需要正确指引风俗观念的导向、发展和变化，除了在仁义礼制等方面教化民众外，法律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01军事唐人对军事征服的态度正如《司马》法所说的那样：“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太宗认为，兵是凶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
他列举了三个列子：苻坚自恃兵强，在淝水之战中，百万之师毁于一旦；隋炀帝征高丽，使得天怒人怨，最后国家二世而亡；突厥的颉利可汗多次侵扰唐朝，部落之间也连年征战，最后败亡。
这些说明太宗对大肆兴兵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穷兵黩武必会招致祸乱和灭亡。
古时军事征服一般发生在中原和少数民族之间，所以军事政策同时也反映出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李大亮在《请停招慰突厥疏》中认为不必对边远荒蛮之地的突厥进行招慰，突厥风俗异于中原，即使得到它也不能改变其风俗，还要浪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安抚，是不可行的，他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於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接着以周、秦、汉、隋的历史教训劝诫统治者“是以周室爱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
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
虽悔轮台，追已不及。
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後，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无所益。
”可以看出，李大亮认为不能进行无所谓的军事征服，必须先安定好国内的百姓才是正道。
狄仁杰也有同样认识，他上《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举秦皇汉武穷兵黩武的例子，向皇帝说明劳役百姓的危害性，况且国家连年征战，国内百姓疲弊，像西戍这种消耗国家内部财政和百姓，去争夺蛮荒的不毛之地，不是正确的为政之道。
应当养精蓄锐，增强军队的训练，以逸待劳，到时候给来犯之人致命一击，必会取得胜利。
关于对邻国的军事征服态度，李君球认为，国家即使再大，好战必亡，“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主明王重行之也。
忧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殚，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
”02征战的影响征战对国家百姓都是很大的损耗，很多皇帝都是因为穷兵而导致的亡国灭身，如秦皇和汉武，外战必导致内忧，高丽只是“遐荒小丑”，征服它不足以彰显圣化，丢弃它也不会有损天威，进而劝高宗以天下百姓为重，征伐会导致百姓的怨念，国家必定会败亡。
李竦作《偃武修文论》，指出文教和武战的特点，提出止戈修文的建议。
认为文以治国，武以定乱，“故武在合变，不可一黩；文贵经久，可守为常。
”商汤周武用兵是为了制止暴乱，建国后止武修文，天下太平。
秦朝建立后，始皇焚诗书、广征伐，最后二世而亡。
汉朝建立后，高祖命令著书、制礼，天下稳定安宁。
一直到陈后主好内而亡，隋炀帝征辽东而亡，这都表明了一个道理：不明白文与武，没有好好利用文武来为国家治理服务。
杨夔对武王灭纣，倒戈归马的史事表示疑惑，作《倒戈论》论述掌管好武备的重要性。
他认为，周代说是国运七百年，但是诸侯凌驾于天子之上，诸侯之间的征战也非常多，没有兵力和实力的周天子就像是点缀。
秦朝以黩武而亡，梁因为没有武备而灭。
太宗委任有才能的人如房玄龄、杜如晦做宰相处理政事，他二人再任命有才能的武将掌管军事。
而李林甫却任用安禄山独揽兵权，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
所以“故曰预备其不虞，有备而无患。
则武之道，岂可一日而忘诸。
”不能穷兵黩武，但是基本的武备必须要保存，这是国家安定存亡的保障。
国家不能穷兵极武，但是“天下虽平，忘战必危”，陈子昂就是基于这种观点上《为乔补阙论突厥表》，指出现在突厥内部混战，正是皇帝出兵之时。
他指出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征讨匈奴，但是结果并没有如愿，造成国内空虚、百姓怨恨，秦二世而亡、汉武后期国家出现危机。
但是汉宣帝并没有他们那样的才能，也没有那样多的兵力去攻打匈奴，匈奴却来归降，是因为时机不同。
当时匈奴内部出现内斗、混战不断，国家大乱，宣帝趁此出兵，使得他们大败，加上匈奴遭受雪灾和西域其他民族的攻击，归附汉朝也是顺理自然的事了。
而现在也遇到突厥内部争斗的时机，陈子昂劝统治者趁此发兵突厥，消除边患，来稳固大唐江山。
03消除边患可见，陈子昂认为，不大肆兴兵是君德爱民的体现，为国家百姓消除边患也是君德内在的要求。
通过分析可知，基于《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精神，唐朝对少数民族或者附属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主张用兵，但是不可一日忘修武备，如果有机会必定会举兵消灭犯边之人。
这就显示出唐朝的大国风范。
正是因为专心于国家建设与民生，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强盛的国家之一，那种怀柔的政策使得周边其他民族和国家纷纷依附，其强大的向心力使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和发展唐人在考察朝代兴替问题的原因时，已经很少说“天命”了。
他们把眼光更多地放到人事和客观形势上，认为朝代的衰亡多是因为国君的不作为导致的，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爱百姓、行德政、重人才，国家安定稳固；逆潮流而行，国家会转向衰败灭亡。
而国家动乱、百姓怨恨的时候，也恰好是新兴的朝代崛起的机会。
顺应历史形势，抓住机遇，必定能建功立业；反之则不能成功。
隋朝末年，炀帝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于是唐朝趁机一举取代隋朝而成为中国之主。
这恰恰是看清了历史形势，抓住了机遇，建立不世伟业。
唐人认为时势造英雄，只有伺机而动，才能取得成功；反之，不顺应形势的发展，错过时机，必将会一败涂地。
陈子昂认为时机决定成败，必须认清形势，在适当的时候抓住机遇。
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中，陈子昂说：“然臣闻之，难得易失者时也，易遇难见者机也，圣人所贵者，去祸於未萌。
今陛下体上圣之资，开太平之化，匈奴为中国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合天降其灾，以授陛下，万代之业，在于今时。
”他上书武后，指出现在突厥各部内斗混战，正是进攻他们的好时机。
他举秦皇、汉武和汉宣帝灭胡的例子，来说明时机的可贵。
秦始皇征兵攻打匈奴、修长城，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后人民痛苦不堪，纷纷起义，秦二世而亡，都是因为“事胡”；汉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备受匈奴的欺凌，到武帝时前后用时三十年来攻打匈奴，致使“汉宗衰残，几至覆社稷也。
”秦始皇和汉武帝雄才大略，“倾天下以事之，终不能屈一王、服一国”，但是“宣帝承衰竭之后，抚疮痍之人，不敢惕然有出师之意，然而未有遗夭之费，而臣仆於单于之长者”，是因为形势的不同。
04结语匈奴有强弱之时，宣帝的成功在于正赶上匈奴发生内乱处在弱势。
陈子昂认为，时机是难能可贵的，秦皇汉武即使天纵英才，时机不对下再大的力的也是枉然，时机对了不费力气就可以坐等收获，所以必须抓住时机才能成就大事。
他看到了宣帝和秦皇汉武时的历史形势不同，在匈奴强盛的时候，强行攻打是得不到好处的，只会弄得国家衰败甚至灭亡；在匈奴虚弱的时候，趁机进攻，不费力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
认清形势，抓住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