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
日前，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乔夫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具有军事目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根据美国2021年11月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报告，仅美国国防部牵头的“减少生物威胁倡议”就在非洲、东欧、中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支持”了336个生物实验室。美国国防部还在海外直接经营着若干生物安全实验室。所以，全球各地与美军关系密切的生物实验室实际数目相当惊人。美军不是公益组织，其建设海外生物实验室绝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全人类健康做志愿服务。那么，美国的实际用心是什么呢？
一是及时发现突发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恐怖袭击的征兆，确保国土安全。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NSTC-7总统指令》就指出，美国主要城市距离世界其他地区的最远航程为36小时，短于多数传染病潜伏期，要将疫病挡在国门之外而独善其身非常困难。因此，美国要把生物安全感知的触角伸到海外，及早发现和防范风险。二是确保美军的海外行动不会受到传染性疾病或生物攻击的干扰，即使遭遇疫情仍能有效行动。三是搜集各类可能用于生物战的病毒、细菌，抢占潜在生物战能力的新前沿。此外，还有报道说，美军海外生物实验室与生物制药公司合作，将海外搜集得来的病毒、细菌用于商业盈利目的。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军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直接服务于争霸战略，随着军事、政治势力的拓展而相应设点布局。二战时期，美军为保障对日、对德作战，曾分别在太平洋战区的关岛和北非战区的埃及设立海军第二、第三医学研究所。冷战期间，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在东南亚设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医学实验室。而该组织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则迁往中国台湾地区，直至中美建交才另寻他址，越战期间还曾在南越设立分队。
冷战后，美军的海外生物实验室布局聚焦热点地区。在东北亚，美国在韩国釜山实施“朱庇特”计划，进行炭疽和肉毒杆菌试验。在东南亚，从中国台湾地区辗转迁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因涉嫌从事“间谍、生物武器研发、制造新型疾病”，于2010年被印度尼西亚政府驱逐后，转而设法在柬埔寨和新加坡落地。在欧亚地区，美军设立“合作生物接触项目”，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建设生物实验室。
近年来，随着美军备战重点从反恐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布局和任务也有所调整。美军从中东收缩，将原来位于埃及的海军第三医学研究所从埃及迁往意大利。美军海外生物实验室还按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增加生物监测网络的灵活性、敏捷性和模块化程度，为持久战和危机冲突提供保障。美国的一系列活动引起相关国家警惕。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就指责美国蓄意搜集俄罗斯民众的基因样本，目的可疑。
美军自称其海外生物实验室搜集各种病原体是为生物防御之用，并不是要研制生物武器。但愿如此，但正如军控界一句老话所说，“信任但要核查”（trust but verify）。美军生物实验室确实有太多诡异事情需要作出解释。“9·11”事件后，炭疽袭击案发生了，但在刚刚追查到与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实验室有关的线索时，嫌犯就突然死亡。面对外界种种质疑，美军应该说清楚、讲明白。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展示其一向标榜的“透明度”，而是独家阻止达成《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同时抱怨遭别国抹黑、妖魔化。常言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不自黑，谁能黑之？人不自妖，谁能妖之？
生物军控有其特殊性，生物战剂两用性突出，易于隐藏，攻防难分。但是核查议定书提出的申报、访问、质疑、核查等措施是可行的，也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研发新型生物武器的风险大增。
新冠肺炎疫情清楚地表明，病毒会给人类的发展和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如果它被用作生物武器，或者有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病毒或细菌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更具针对性和杀伤力的生物武器，后果不堪设想。在历史上，二战期间和冷战期间曾经出现过两次生物军备竞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核查机制，不排除出现第三次生物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应该和国际社会一道，为建设有效的多边生物军控核查机制而共同努力。（乐水 安然 宇馨）
